辑思维方式，和现实的存在并不相适应。他“坚称所有的知识和信仰最后建基于对直接感受的基料的熟悉上”[58]。赫德拒斥任何进步的绝对尺度，认为没有任何文化是一种文化的工具。每一件人类的成就及每个人类社会都应以其本身“内在”的标准加以评断。第六，分辨外在的“文明”（Civilization）与内在的“文化”（Culture），主张“文化”与“精神”的优越性。在英法的民族主义思潮中，相形之下，“精神”和“文化”就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的民族性认同早在建立民族国家之时就已经确立了。第七，发掘“国民精神”（Spirit of the people；德语为Volkgeist），回归“乡村社会”。赫德认为，“国民精神”或“民族魂”是在地理与气候的差异分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习而后提升而成的。“国民精神”的创造者和保有者不是社会上的统治阶级和精英分子，而是广大的民众和乡民。赫德强调，为了文化上的自我实现，每个民族必须自发地表达他们的“民族精神”。穆涉在上面的问题上与赫德是一致的，不过他以“风格”替代了赫德的“精神”。穆涉强调“风格”的“地区性成因”，并认为各种制度不是，也不会是普遍一般的。艾恺认为，在19世纪末德国国家主义思潮中对乡民社会、农民和“国民性”（folkdom，volkstrum）的颂扬是常有的特点。费希特对中古社会及其有机式的本质加以颂扬，并以中古的经济为其理想。斯塔贺希望能重整德国某种形式的农业社会。来贺主张回归真正德国的文化与精神。第八，憎恨“经济现代化”，提倡“民族社会主义”。费希特憎恨一切源自经济现代化的任何社会变迁。他对猖獗的商业主义、都市化、功利主义大张挞伐。他提倡一种民族“社会主义”，由国家控制经济生活，提供人类经济、社会和精神上的种种需要。他还倡议建立一种全民教育。费希特把国家看成是无所不在的、亦无所不能的德国文化与德国特性的保护人。第九，开始了反现代化（反理性主义）思潮与“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思潮的结合。艾恺认为，这种潜在性的结合从赫德开始。赫德的思想“可以说是‘文化民族主义’直接启迪者”[59]。赫德本人不是现代国家主义者，他认为不同的文化当如人类花圃中的和平花朵相互比肩共存共荣。但可说他是这个运动的先导。在费希特的思想中，哈曼、赫德等人的浪漫式反现代主义和新文化民族主义已经结合在一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意识性的国家主义”是在日耳曼诸邦成型的，而日耳曼诸邦偏偏不是民族国家。此类的国家主义，或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后来成为所有的非现代化的“后进”社会在面对着西欧的强力崭新的挑战后所产生的共同特征。一无例外，它们都是由知识分子推动和指导的。所对抗的是外国的主宰性文化影响力，以及外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越性。第十，国家主义与文化主义、共相和殊相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最终从现代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国家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从文化优越论走向种族优越论。费希特一方面强调日耳曼文化、制度、风习、语言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却俨然赋予德国文化以拯救人类的任务。他认为德国文化建立在一种“与自然特殊的联系”上，因此日耳曼人和自然的神秘力量是最接近的。人类要是没有了德国文化，必将落后和退化。尽管19世纪的德国浪漫派的情绪和国家主义的冲动在终极上是绝对对立的，然而在这些人身上却相互结合。对乡村社会和中世纪的歌颂几乎无处不在。艾恺认为，“国家主义和文化主义间隐含的矛盾在那些反现代化思想家中几乎一无例外地都存在着”[60]。（2）斯拉夫主义者据艾恺的观察，斯拉夫主义者的反现代化思想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西方世界”作为反面参照来界定本土文化的。第二，深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否认与德国浪漫主义有任何基本关联。阿克萨可夫就辩称二者“绝无相通之处”。第三，主张理想的人类生存条件在于“有机的共处”。俄罗斯体制的理想是农村公社，俄罗斯生命的灵魂在于乡间。西方的角色属于过去，未来属于俄罗斯。科门也柯夫（Khomiakov）向往“基督之爱、和平、协调之上的自由和自愿的整合”[61]。斯拉夫主义者相信农村公社是“俄罗斯的精髓”、“虔敬思索的最佳例子”[62]。第四，分辨“零星的了解”与“整体的思考”（“虔信的思索”、“信仰思考”），建议“进向精神整全”。如同西欧的浪漫主义者将“了解”和“思考”加以分辨一样，科门也柯夫也在“零星的了解”（rassudok）与整体的思考或“虔信的思索”（razum）之间加以区别。科门也柯夫认为“零星的了解”脱离了虔信的运用，将人们分离开来，而“虔信的思索”则将人们带到公有的意识中结合在一起。伊凡·契里夫斯基（Ivan Kireevski）则建议用“信仰思考”（veruiuschchee myshlenie）一词代表进向精神整全的绝对指引。[63]第五，认定俄罗斯与西方的“基本精神原则”有异。俄罗斯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截然二分”。斯拉夫主义者“认定整个西方的历史经验基本上有异于俄罗斯”[64]。西方的历史与现实是片面的“理性主义”（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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