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在非西方，资本主义被视为“外人”，本土文化则被视为它的反面，是故，比起资本主义的西方来，本土文化常被说成是“较多公有、更平等、更公正、更关心大众之福利等”，尤有进者，“非西方的反现代化思想家们认为社会主义‘更加进步’，道德上优越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因而，社会主义成为超越西方的方式，一种赶过西方，变得比他们‘更加进步’的方式。”[40]6.       反现代化理论的建设性价值持续的反现代化批评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会自行消失的，除非与现代化“同归与尽”。因为它与现代化是“一体两面”。反现代化批评对现代化过程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判明，对现代化的“好处”审慎地接纳并警视。从而对现代化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和牵制。反现代化批评对现代化对“自然”、“社会”、“人”的破坏性本质有深邃的观察，尤其是对人的“精神”、“意义”、“价值”、“心理”有一些精辟的认识。反现代化思想家主要是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对本土文化的发掘、梳理和创新，有加强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国家认同的价值，也对人类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反现代化理论的负面价值往往就是现代化的正面价值，现代化的建设性与破坏性与反现代化的破坏性与建设性恰恰是相互补充的。总之，反现代化批评的“贡献与意义是：在批评的过程中，辨明了现代化过程的真正本质，也确定了人类应付的代价”[41]。 二、阿Q并非中国独有[42]：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一）   欧美的反现代化理论在全球的现代化国家里只有英国和法国是内发型现代化国家。其他国家不同程度上处于英法的“外压”下而不得不作出现代化反应的。1.       内发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先进国）的反现代化理论及其特点内发型现代化国家，即现代化先进国——英国与法国，既具有反现代化理论的一般模式，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是艾恺对1780——1880年间英法两国的反现代化思潮所做的历史观察的结论。艾恺考察的主要思想家包括英国的柏克[43]（Edmund Burke，1729——1797）、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柯尔律治[44]（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渥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骚狄（Robert Southey，1774——1843）、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和法国的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柏那（L.G.A.de Bonald，1754——1840）、拉梅内（Felicite de Lamennais，1782——1854）、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3——1859）等。艾恺对英法的反现代化理论模式可以综合如下：第一，社会变迁并不产生认同危机，没有文化民族主义成分。既不证明本土文化优越性，也不赋予本国文化救世使命。这是内发型现代化国家与外压型现代化国家反现代化思想家的最重要的区别。现代化的原则和过程不被视为外来的东西，与传统或文化并不对立。变迁并不产生认同危机或自惭形秽。他们对研究本国的民俗传统、民族语言及风习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反现代化思想是个“渐悟”过程，而不是“顿悟”或“大悟”。第二，区别“思考”与“了解”，“文化”与“文明”，倡行“融合”。柏克以为造成种种历史、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思考”远胜于纯然抽象的认知原则。柯尔律治致力于分辨“思考”与“了解”。认为“了解”（柏格森和梁漱溟称为“认知”）是一种“以感性为准的判断……我们据以自反和概推的能力”；“思考”是一种产生概念和理想的较高的能力。“了解”是对逻辑和科学的消极性的贬称；而“思考”则是宗教信仰和个人理想的积极性标志。柯尔律治还分辨了“文明”（现代化）与“教养”（文化），主张“文明”应该植基于“教养”，否则会产生“败坏性的影响”。艾恺说，这“预示了19世纪较后流行的‘文化’与‘文明’的分野”。[45]英国浪漫派诗人渥兹华斯、布莱克、雪莱、骚狄等人努力于建立一个“文化”的理念。第三，认同“自然”与“历史”为一，渴望“有机社会”。柏克把自然和历史认为同一，他强调人们的职责不在于将他们的秩序强加于自然，相反的应认识到事物中隐含的秩序。他反对根据平等的或意识的功利普遍原则来重组社会生活的种种倡议。反对把“政治”当作“几何操演”的不知道参考历史的纯理论家。心仪一种“有机的、整全的历史社区”。他提出了一种隐喻的有机理论，强调人们对历史的成长的社区及其种种体制所具有的情绪纽带。浪漫派诗人“都强调乡野生活精神及道德上的超越性”[46]。第四，攻击“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柏克指责“功利主义的模型以社会为一个贸易公司”，这是一个“经济家、巧辩家和精打细算家”的世界，却完全漠视家庭、族群、民族和任何人类结社。[47]柏克对现代民族国家心存疑虑，对英国及其利益并不作无条件的承诺，他强烈支持爱尔兰和美国的独立就是一个明显例子。科贝特斥责布尔乔亚功利文化的出现“违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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