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摘要：构建有效的大学财政治理结构对应对全球性的高等教育财政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一个良好、有效的大学财政治理结构，其最终目的是要促进入学机会的公平、提高大学资源利用效率，将大学的财务目标从关注投入引导到关注产出，并且具有可问责性。结合中国的公共财政转型过程，本文重点分析了政府在大学财政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研究认为，政府应当本着公共取向原则、更广泛覆盖原则和绩效原则，通过拨款、立法等机制，发挥保障作用和激励作用，维护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完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效率和可问责性。
　　关键词：大学，高等教育，财政，治理结构，政府

　　随着各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高等学校承担的社会责任日益增加。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都有所放缓甚至减少。在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所致。[1]在中国，随着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政府支出越来越多地关注“公共性”，各个部门都在争夺有限的公共预算资金，因此对更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高等教育的支出力度有所下降。在财政投入增长趋缓的前提下，高等教育需求又在不断增加，生均高等教育支出表现出减少的趋势。供需两方面的缺口导致全球高等教育都面临一场财政危机。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构还要满足政府、社会、学生（家庭）以及高校自身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在这种多方参与，并且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和利益互补的博弈过程中，如何有效的建立并完善大学财政治理结构是一个重要课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大学财政治理结构？成本分担形式的演变对其有何影响？其次，从公共财政的视角来看，对大学财政治理结构有什么要求？特别是政府在大学财政治理结构中应发挥什么作用？

 

　　一、什么是大学财政治理结构

 

　　（一）大学治理结构的定义

 

　　随着大学的组织形式和资金来源渠道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大学组织内的委托—代理关系越来越多。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大学组织的各种明文章程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组织运作出现了契约没有规定到的情况时，谁拥有一定规则下的相机决策权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这种相机决策权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对组织的剩余控制权。[2]通俗的说，剩余控制权就是指当组织的运营出现了事前订立的合约没有规定到的情况时，依照合约的逻辑自然衍伸出的自由处置权。这种自由处置权并不是自作主张凭空产生的——虽然出现了合约未曾规定的意外情况，但是依照合约规定的责权利的关系，从逻辑上可以判定由何人或何种机构依据何种程序行使这种自由处置权。这一“程序正义性”的特征在保障治理结构的稳定性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不具备这一点，治理的权威性、规则性终究只能被管理的艺术性所取代。因此，组织治理就是关于剩余权利如何分配的制度安排，[3]其目的就是将交易费用最小化，有效应对委托—代理问题。[4]

 

　　大学治理结构关注的是大学组织的剩余控制权如何在学校、政府、社会、学生（家庭）等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分配。根据上面对组织治理的定义可知，治理和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治理强调的是规范、规则，而管理强调的则是执行、操作。前者具有上位的、事前的意义，而后者体现的是下位的、事后的意义。但是随着大学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商业性，大学校长关心的是如何筹款，大学教授关心的是如何争取经费，大学的学生——大学教育服务的直接消费者——关心的则是如何让缴纳的学费“物有所值”。所有这一切都类似商业企业的运作，规则变得不再重要，而“执行力”或者“领导力”意义凸显。在某些学者看来，大学治理日益为大学管理所取代。[5]

 

　　（二）何为大学财政治理结构

 

　　作为大学治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财政治理结构主要关注的是大学组织在财务资源运作过程中相关各方的责权利安排，以及出现合约规定以外的情况时剩余权利的分配问题——比如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拨款应当覆盖哪些方面，大学内部的财务资源如何分配，大学对于收取的学费拥有多大的支配权，大学举债无力偿还时应该如何处置等。大学财政治理结构并非是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规章设置，但却从逻辑上提供了解决的规范、规则和程序。在大学财政治理结构中，参与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财务资源的直接运作者——大学自身（包括大学内部各个院系和行政部门）、财政资源的主要拨款者——政府，以及财政资源的补充提供者——学生（家庭）和社会。

 

　　大学的财政治理结构和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财政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异同点。相似之处在于，所有这些教育组织的利益相关者都包括政府、市场（或者说社会，包括学生及其家庭、校友，以及由于教育的外部性所涉及的社会大众）、学校。差异之处则在于，由于教育层次的不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财政治理结构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对于大学而言，全球性的成本分担趋势导致学生及其家庭缴纳的学费在大学收入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此外，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也是大学收入的一个重要补充。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则出现相反的趋势，不仅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免费教育，中国也逐渐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因此相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学生（家庭）和社会在大学财政治理结构中占有更大的发言权。

 

　　（三）成本分担形式的演变对大学财政治理结构提出新的要求

 

　　近年来，各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但是，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大学财政方面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应当有所削弱。恰恰相反，在全球高等教育都面临新的挑战的变革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新的作用。

 

　　伴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在短短10年之内实现了大众化。目前，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商品的观点正在许多方面主导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大学经费来源中，政府拨款比例不断下降，而学生学费比例不断上升。但是，如果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出价高者优先购买的商品，那么高等教育社会分层就会加剧，高等教育就无助于消除贫困、促进社会流动和公正。[6]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现象亟需政府通过合适的拨款、学生资助机制进行干预。因此，在大学财政治理结构中发挥政府的充分能动作用，是促进社会公正和流动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当学生及其家庭支付的学费比例越来越高，导致社会大众要求高等教育“物有所值”时，就直接导致大学的财政管理必须具有可问责性。[7]如何建立有效的学费、学生资助制度，避免高等教育扩展过程中的社会流动固化，同时强化问责，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次，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甚至存在垄断的市场格局。现有的大学拨款机制并不是鼓励竞争的。如何从高等教育财政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在资源分配和配置上引入竞争机制，将是构建一个以产出为导向、重视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前面那种将高等教育视作可交易的商品的观点会阻碍社会公平，那么另一种将高等教育看作一种商品的观点则有可能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起到积极作用。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大学的科研、社会服务产品。政府、社会通过向大学拨款，购买大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政策咨询等多种产品。如果这种产品的供需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的话，那将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可竞争的市场机制。然而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至今仍然缺乏竞争性。

 

　　可以这样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导致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渠道发生变化，进一步引起伯顿·克拉克提出的高等教育运行的三种机制——学术权威、国家权威、社会力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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