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的方式会成为将来世界统一的基础。汤因比似乎被说服：“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43]然而他又说，没有武力，很难实现世界政治统一。池田大作认为还是要靠宗教。独裁者认为，为了制止混乱，独裁是必要的。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借口。其实，独裁恰恰带来混乱。因而，欧洲的统一会是世界统一的样板。地方国家保持其个性与不同背景，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联合体，这种西欧式的方式会成为将来世界统一的基础。汤因比似乎被说服：“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然而他又说，没有武力，很难实现世界政治统一。池田大作认为还是要靠宗教。对此，池田大作不同意：“在现代世界，使人们接受一人统治的想法有些过于困难。这是因为现代人反对由一个人进行统治和领导的作法，即或作为今天从混乱中产生的一种反动而要求独裁，那就更加危险。”独裁者认为，为了制止混乱，独裁是必要的。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借口。其实，独裁恰恰带来混乱。因而，欧洲的统一会是世界统一的样板。地方国家保持其个性与不同背景，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联合体，这种西欧式的方式会成为将来世界统一的基础。汤因比似乎被说服：“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然而他又说，没有武力，很难实现世界政治统一。池田大作认为还是要靠宗教。  
综述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在中国文化问题上的分歧，我想以仲裁者的身份说，池田大作是对的。  
汤因比惋惜地说：“今后西方也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是中国。”[44]我身为中国人并不因此就颜面有光。世界主义谈不到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统一，好像始皇大帝们。世界主义不是由谁来统一世界，由谁来领导世界。他又说：“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45]我看不出中国有领袖群伦这样的奢望。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担任世界领导。我看不出中国有领袖群伦这样的奢望。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担任世界领导。我身为中国人并不因此就颜面有光。世界主义谈不到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统一，好像始皇大帝们。世界主义不是由谁来统一世界，由谁来领导世界。他又说：“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我看不出中国有领袖群伦这样的奢望。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担任世界领导。  
他又说：“将来统一世界的人，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治者（刘邦），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这是以好心的态度把中国涂抹成“恶人”。相反，池田大作的说法就比较科学合理：“今后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极权的作法，可能是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哪里是中心，不如说哪里表现出模范作用。[46]他认为，欧共体堪称样板。他认为，欧共体堪称样板。  
中国与欧洲面积相近，但中国自秦以后鲜有“分裂”局面出现。欧洲则长期处在“分裂”状态，多国林立。然而大一统的同质观念阻碍了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多国林立异质交融却造就了“跨国”、“国际”观念。中国人相信：“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天下一家”由此而来。可见，“家天下”不是什么宽容异见的世界主义。千万不要以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就是世界主义。不要以为地大物博会长出世界主义。中国天下一统来源于周初天神崇拜，从自然的“天”出发，仍停留在自然宗教与自然哲学阶段，与西方历史哲学及人性的观念大不一样。大一统的特点是文化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妨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天下一家”观念与宗族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商业资本主义平等竞争观念有所杆格。世界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者很不容易成为大一统之下的“顺民”。 


    秦邦宪（王明）在“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中引述“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话：“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呢？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因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于民族主义之内。”秦邦宪认为，这说明在孙中山那里，民族主义包含了国际主义（即世界主义）。由此可知，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国际主义等同于世界主义。但是，事实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二者实无因果关系，从民族主义之芽断乎生长不出世界主义之树。而且，二者成对立之势。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民族主义，独缺乏世界主义。中国的国家至上，忠君报国有着数千年的传统。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家蔡鼎成在《社会主义的进行，以国家主义为手续，以世界主义为目的》中说：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两派“聚讼纷纭”。他折衷地说：“陆行者必宜车骑，水行者必宜舟楫。国家社会主义为实行之基础，非实行之终极，而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媒介物也。名称虽异，性质则同。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为手段，为基础，后者为目的，为结果。”[47]然而，我们知道，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南辕北辙，由国家主义断难达到世界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纳粹为代表，征服世界可也，遑论谋世界福利乎？。这种调和主义同样难奏效果。这种调和折衷，也具有中国哲学未能彻底的特色。然而，以国家为导引，断难达到世界主义的极则（目标）。他认为，共产为其实行，大同为其结果。经过共产主义，可以从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用心可谓良苦。凡此皆说明，世界主义传入中国，引起共鸣，而不是反感。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发思古之幽情，展未来之宏图，良有以也。凡此，足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意识甚强。  
我们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家庭的民族——就算有时重视国家以外的世界、天下，那也似乎是以四海为“家”，把四海五洲当作自己的园林家产和皇家“游泳池”。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整体主义、保守主义、等级主义、道德主义、专制主义，欠缺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法律主义、民主主义。中国所欠缺的恰是世界主义题中之义。中国统治者喜欢大一统、大集体、大整全、大权力、大公性、大国家、大朝廷。相反，非中心性、非统一性、非共同性，常遭贬抑。“精忠报国”、“大公无私”思想发达。中国家庭的概念蕴含父权制、家长制，威胁自由平等，对世界和平表示淡漠。与“人是社会动物”的含义不同，古代中国视人为“家庭动物”。家庭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上古之世，不仅中国哲人缺乏世界主义，即使是孕育了后来基督教世界主义的犹太教，也是民族主义高涨，世界主义匮乏。犹太教相信自己（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chosen people），合该得到“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即迦南——巴勒斯坦，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体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利19：1）“耶和华专爱你们，挑选你们，并非你们的人数多于别的民族，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之中是最少的，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申7：7-18）旧约《圣经》又说：上帝颁布律法时劝告世上万民，希望他们接受，但被“万民”拒绝，故上帝便拣选了以色列人为其子民，并与之立约。  
中国古代没有全人类平等、列国平等的观念，视外邦人为夷狄。杨光先似乎比基督徒更了解基督教：“天主教不供君亲，是率天下而无君父者，天主教布满天下，煽惑交结……似不普中国而变夷狄不已也。”（《圣朝破邪集》）国人自视华夏甚高，仇视夷狄，天地君亲师观念很强，当然谈不上世界主义。看来，对世界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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