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命题的普遍性无法被合理化或正当化，纵使有相当强的适用份量，也无法被认定为原则，譬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规约陈述，主张每个人的行事作为都应该为自身利害着想，而且事实上也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可是却难以被视为是一项原则。因为虽然在纯粹描述意义（descriptive meaning）上，这项命题的陈述内容具有普遍适用性，可是在实质规范意义（normative meaning）上，显然欠缺可被普遍证立的规范理由，也就是欠缺可证立性。问题只在於，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检验原则的可证立性呢？关於这个问题，Dworkin提出他着名的原则与政策区别的主张。他认为政策的制定，一般而言是为了达成、促进、或保护社会集体的经济与政治目标（goal）。譬如为了抒解交通流量而实施汽车闸道管制，为了保护航空工业而补贴飞机制造商的亏损等等，都是基於特定经济或政治考量所做的政策决定。相对的，原则乃构成正义、公平、或其他道德主张的必要条件，其目的在尊重并确保个人或团体的权利（right）得以伸张，所以「无人可因自己之不法行为而获利」以及「少数族群有被平等尊重与关怀的权利」等主张，基本上都是属於一种原则论证。（TRS： p22， p82）换句话说，Dworkin认为原则的可证立性奠立在道德权利的基础上，凡是不以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为目的的规约或规范，皆无法被证立为普遍有效的原则。

　　以个人道德权利是否获得充分保障，做为检证原则可证立性的判准，固然颇具规范吸引力，但笔者以为并不因此穷尽所有原则。Dworkin权利导向（right-oriented）的原则理论，仅凸显出「道德」原则的正当性基础，却无法明确说明其他「非道德」原则（non-moral principles）的可证立性，例如「明示其一，排除其他」（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的一般法理原则，就不是以个人道德权利为证立基础，而是以避免繁複规定、精简（economize）推理过程等非道德性价值为证立目的之法律原则。因此，笔者倾向同意Hart将原则界定为指涉某种目的（purpose）、目标（goal）、权称（entitlement）、或价值（value），而值得人们去主张或坚持之证立理由（justification）的看法[20].（“Postscript”： p260）若进一步分析，则无论目的、目标、或权称，皆以满足特定价值为依归。所以，原则基本上是一种价值导向[21]（value-oriented）的证立规范。如是，Dworkin以道德权利的满足与否，做为区别原则与政策的基准，似乎有待商榷。因为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一样，只是原则的其中一种类型，其他非道德原则并不以确保个人道德权利为主旨，而是基於某些价值应运而生。这些价值不见得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可是必然是人们认为值得追求的（worthy of pursuit）东西。由此看来，多数的政策决定，也都是以实现某种政治、经济、或社会价值为目标，因此，某些Dworkin口中的政策，有可能是可被证立的非道德原则。不过即便如此，原则与政策的区别并不因此消失，只是两者的区别标准，不在其内容是否合乎道德妥当性，是否与个人权利保障相关。原则与政策的最大不同，是在其适用上是否普遍一致，是否因人、地、事、物等时空因素的改变，而产生不同适用结果。基本上，原则的适用必定是普遍而一致的，政策则往往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只有局部、片面的适用，因此欠缺普遍适用性。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原则的确存在於人类规范世界之中，而且无所不在。其存在至少包括三个重要特徵：规约性、普遍性、以及可证立性，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即失去做为原则的基本属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针对第二个争点，也就是法律原则是否存在的问题，做深入讨论。这部份有两个重点，第一是反驳 Alexander与Kress的法律原则不存在论，强调法律原则事实上存在於法体系中。第二则是论证法律原则是原则的一种类型，具有规约性、普遍性、与可证立性的原则本质属性。

　　参、法律原则是否存在？

　　一、法律原则真的无规范吸引力吗？对Larry Alexander与Ken Kress法律原则不存在论的部份批判

　　在「反对法律原则」这篇长达四十八页的文章里，Larry Alexander及Ken Kress提出许多有力的论证，反驳法体系中的确存在法律原则的主张。在此，笔者不拟检讨他们两人所提出的所有论点（因为那需要另外写成一篇论文，才足以清楚交代其庞杂广博的理论），仅就贯穿该文的两个主题加以反省：法律原则的道德不正确性（the moral incorrectness of legal principles），以及法律原则的不明确指引性（the unclear guidance of legal principles）。这两项论旨充分表现在以下这段文字当中：

　　道德原则具有道德正确性的价值；法律规则则有立法权威产物以及给予明确（行为）指引的价值。然而，法律原则并没有这些价值，它们既不是道德上正确的，也不是适用上无争议的，更不是依据规则，由有权创造规范之权威机关所制定公布的实证规范。法律原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东西[22].

　　简单的说，Alexander与Kress认为法律原则既无道德正确性，亦无法律明确性，是以欠缺规范吸引力，而无存在的可能与必要。

　　（一）法律原则的道德不正确性

　　法律原则为什么是道德上不正确的原则？Alexander与Kress主要是从Dworkin的整全法理论推衍出这项结论[23].盖Dworkin强调整全的法律诠释，必须通过法律适切性以及道德证立性的考验，因此他们二人认为在Dworkin的法哲学理论中，正规的法律规则（canonical legal rules）构成适切性要件的主轴，实质道德原则（substantive moral principles）构成道德证立性或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要件的主轴，两者的共同产物则为法律原则，它是契合（fit）多数法律史料与司法判决之「（道德上）最佳的（道德上）不正确原则」〔the （morally） best （morally） incorrect principles〕。（“ALP”： pp288/748）法律原则之所以为道德上最佳的原则，乃因为它是通过法律适切性门槛的所有解释原则中，最贴近实质道德标准的原则。而法律原则之所以是道德上不正确的原则，则是因为它所产生的法律判决结果，与实质道德原则所期待的正确结果，仍有一段差距，故从道德原则的观点来看，是不正确的原则。

　　既然法律原则只是几近正确的道德原则（approximately correct moral principles）[24]，Alexander与Kress进一步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受这些道德上不正确的法律原则所拘束，而不直接适用正确的道德原则？法官为什么不能做出符合实质正义的判决？（“ALP”： p316/775）毕竟，我们没有理由让过去道德上不妥当的法律判决，继续违背正确道德原则而拘束当下以及未来的案件。是以，法学方法论只需要两种规范，正确道德原则（correct moral principles）以及实证法律规则（posited legal rules），根本不需要法律原则。（“ALP”： p309/769； pp325-6/784-5）

　　道德不正确性的论旨，主要在强调法律原则欠缺道德妥当性，因此不具实质规范吸引力。然而，笔者基於以下两点理由，对这项论旨提出强烈质疑。第一， Alexander与Kress虽然主张法官没有道德上的强力理由，可以舍正确的道德原则而迁就不正确的法律原则，可是他们两人在文章中，并未提出任何具有实质内涵的道德理论，以作为判断道德正确性的客观标准，只是空泛地指称道德原则乃规范人类行为的「理想」标准，并且承认道德原则在具体个案的适用上经常发生争议。（“ALP”： p293/753）如是，Alexander与Kress既未於理论层面建构一套客观的道德理论，同时在具体适用层面亦未提出明确的道德正确性判准，即断言法律原则并非道德上正确的原则，未免失之武断。第二，即使两人能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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