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状况仍与公办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一是质量管理意识不强，没有将教学质量管理与监控作为学校管理的中心任务和头等大事。二是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与现代大学的要求不相适应，“家族式管理”、“作坊式经营”的痕迹仍未彻底消除。三是整个教学、科研、人事、财务、后勤等管理工作在科学化、规范化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最后，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是检验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输出性指标。目前陕西8所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都与公办高校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其公布的数据存在水分。这表现为：一是实际就业率不高。一部分民办高校虽对外宣称就业率达到90%以上甚至100%，但实际就业率连80%都不到。二是专业对口率偏低。2009年上述8所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仅为52%，明显低于公办高校。三是毕业生就业后的工资收入不高。2009年上述8所院校毕业生就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仅为1912元，明显低于公办高校。四是就业单位主要以民营或个体等规模偏小的企业为主。如位于西安的某民办普通高校66%的毕业生就业于民营或个体企业，60%毕业生的就业单位规模在300人以下，其从事的职业主要为行政秘书、行政助理、零售售货员、销售经理、旅馆服务台职员、建筑技术员等。

 

　　4.社会声誉度提升缓慢并呈下降趋势

 

　　陕西民办高校在创建之初虽底子薄、基础差、办学水平落后，但创办者百折不挠、勇于开拓的精神，为社会各界人士所赞赏和折服；并且人们下意识地比照西方发达国家私立大学发展的道路与模式，对其不同程度地寄予希冀与厚望。人们憧憬着民办高校能够像民营企业那样在神州大地异军突起，人们更渴望民办高校的崛起能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一泓活水，带来一股清新的力量，从而在办学主体多元化和办学模式多样化的格局中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朝着高水平现代化大学的目标迈进。然而，人们在企盼多年之后，多少有些失望。民办高校的创办者在淘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并未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将盈余资金和主要精力投放到以扩充内涵、提高质量为主要目标的轨道上来。相反地，扩大投资、聚积资本、不断扩张办学规模或抽逃资金举办其他产业成为他们的追求。民办高校从头到脚所显示出的“公司形象”和所透露出的“商人气息”，既背离了教育的公益性，也与民众的期望和愿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导致它们的社会信誉度江河日下。笔者通过对一些西安市民和民办高校学生家长的访谈，明显感到民众对民办高校的口碑有降无升，并存有很大的歧视心理。一些家长明确表示：“让孩子上民办高校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一些市民认为：“民办高校好像不是在办学，而是在办教育工厂。”更有人直言不讳地把民办院校比喻为“垃圾学校”。据了解，在2011年的高考中，陕西省共有7.6万名上线考生放弃填报高考志愿，而弃报的主要对象是三本院校中的民办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这种状况也是造成民办高校近年来生源萎缩的重要原因。

 

　　二、民办高校“高原现象”产生的原因

 

　　毋庸置疑，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历经了一个阶段的快速发展之后，目前正进入发展滞缓、举步维艰的“高原期”。探究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既有外在的客观因素，也有内在的主观因素。

 

　　1.社会环境的变迁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民办教育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与该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存在着密切联系。当时，我国一方面根据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因为国家综合实力较弱、财政投入有限，因此公办高校的招生规模和学位率很难快速满足这种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民办高校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依靠民间资本投资迅速发展壮大。然而30多年过去了，民办高校今天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财政收入的增加和相关政策的要求，我国开始实行高校扩招。198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2.91%，而2010年我国公办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到26.5%。[6]扩招后公办高校的招生规模和学位率明显增加，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缓解了市场需求，这在客观上对民办高校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挤兑和挤压，导致其生源数量骤降。

 

　　其次，独立学院的兴起对民办高校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冲击。上世纪末，我国“独立学院”纷纷兴起，截至2010年其总数已达323所[7]，陕西省境内的独立学院也达到了12所，在校生规模达79367人[8]。独立学院是实施本科以上学历的普通高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合作，利用国家非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在性质上虽为民办，但在创办过程中基本上是依托公办高校而建立的，因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独立学院的异军突起，不仅使民办高校作的固有生源受到了瓜分，也使它们的社会关注度遭到了遮蔽和削弱。

 

　　再次，转型时期市场机制的不健全造成了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民办高校是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的产物，因此自由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环境是民办高校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正如有学者所言：“市场是民办高校的衣食父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运行体制和机制仍未完全建立，行政主宰和计划调控的色彩依然十分浓厚，这使得民办高校只能在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中寻求生存。例如，民办高校一方面按市场法则自主经营、自谋发展；另一方面其招生人数、学费价格、专业设置等受到政府的严格调控。又如，由于我国市场运行中的诚信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这导致民办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诚信办学和种种质量投机行为。这些都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

 

　　最后，民众对高等教育质量需求层次和品位的提高也使民办高校遭到冷落。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供给不足的矛盾明显缓解。在这种背景下，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开始由“机会需求”转向了“质量需求”[9]，从渴望“上大学”转向了希望“上好大学”。而民办高校的质量和水平尚无法与公办高校相媲美，这自然使民办高校的受青睐度降低。

 

　　2.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我国在促进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相关制度和法规虽日趋完善，相继出台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1997年）、《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年）等；但总体上看，仍存在着制度设计缺陷。

 

　　首先，高校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导致民办高校无法与公办高校进行公平竞争。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10]。然而，这一抽象、笼统的法律条文缺乏以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作支撑，便造成了在实际运行中，民办高校在办学属性、经费筹措、招生政策、土地使用、税收政策、资源吸纳与配置等方面，根本无法获得与公办高校平起平坐的法律地位，因而也就无法实现与公办高校的公平竞争。例如，在办学属性上公办高校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而民办高校是民办非企业性质；在经费来源上公办高校享受政府财政拨款，而民办高校依赖学费收入；在招生政策上公办高校在第一、二录取批次，而民办高校排在较后批次；在土地使用上公办高校属于公益性事业用地，而民办高校需购置土地且有使用年限；在税收政策上公办高校享受免税待遇，而民办高校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在办学贷款上公办高校由上级主管部门担保，而民办高校只能以学费代收权作为抵押贷款，并且风险自担；在办学资源配置上公办高校由政府配置，而民办高校由市场配置等。鉴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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