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最大发言权，以提升某一学科或某类学科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进而保证有限资源前提下的局部利益最大化。但是，他们扮演的“资源分配者”角色所应具有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将会大大降低。

 

　　由此可见，当两个组织呈现互依性并且其中一个组织具有松散的组织特性或者极具专业性、排他性时，“吸纳”策略会显示出一定弊端。分散的组织容易产生利益瓜分和利益争夺现象，从而影响决策公正和决策效率，而专业性组织本身并不适合吸纳其他组织成员的进入。

 

　　2.管制策略及主要缺陷

 

　　管制是政府强制干预经济的主导形式，当资源较为稀少、相互依赖不断增加且无法通过协议管理相依时，政府控制越有可能，管制方式也越受欢迎。

 

　　管制在高校领域也经常被使用，最集中体现在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政府对高校自主权处于逐步释放的过程，实质仍握有包括大学资源分配的决定权和选择权、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大学行政级别设定权等方面的绝对控制权。政府有时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干预学校事务，使得学校办学自主权受限。大学组织内部的行政权力化成政府行政权力“链条”的末端，正规大学被整合在官僚层级体系中。政府对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延伸到大学内部容易导致大学内部管理行政化。

 

　　其一是出现高校内部行政权力的越界。一方面，大学行政组织的行政甄选权容易产生“本末倒置”的现象，包括学术标准的制定、教师职务职称的评审、学科内的方向确定等学术事务都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学术权力本身式微。另一方面，高校必须不断回应行政部门提出的要求，执行计划性的指令，完成应景式的任务，向其展现其存在价值和贡献度，从而稳定和扩大外部的资源获得。为此，行政力量对学术事务的干预更加直接，也多用处理行政事务的方法和手段对待学术事务和学校事务。由于行政越位，“科研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学术自由”等传统大学理念及文化受到冲击、教授治学难以得到保证、学术组织利益受损，学校的价值取向发生扭曲。功利主义、拜金主义随之在高校蔓延，一些大学的学者已丧失学术理想和学术道德，追名逐利，学术不端，其后果甚为严重。

 

　　其二是学术权力的抵触。当权力来自于专业技能的时候，专业组织往往重视自我控制，而不是层级控制。由于学术权力的获得主要依靠学者在学科领域的成就与建树，知识的专深性决定学术权力的排他性。因此，尽管学术活动极度依赖行政部门提供的资金资源，但是行政权力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仍然会引发学术人员的强烈不满，认为是对自身正常利益诉求的一种侵害，特别是学术活动需要的宽松自由的氛围被行政的效率和结果导向左右、对知识自由探索的热情被计划性和行政色彩的规划课题取代、追求学术卓越的价值取向被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取代时，这种不满情绪会愈发强烈，进而引发“行政化”的诟病并设法抵制行政力量的干预。

 

　　最终的结果是，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间容易出现相互敌对、相互排斥、相互拆台的局面，严重影响大学内部体制的顺利运行。系一级埋怨校一级管得太死，处室衙门作风、文牍主义盛行；行政机关则觉得对系和教师管得还不够，太放任；教授总是说自己的意见无人关注，在学校中不受重视、不受尊重，教授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行政人员则说自己的权力太小；而校长经常听到来自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两方面的抱怨，常常处于权力关系的矛盾漩涡中。在这种情况下，校长的角色难以扮演。

 

　　四、平衡相互依赖、优化权力关系的思考

 

　　无论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组织专业化发展和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的结果，其存在和发展都具有合理性。大学中的行政权力产生于大学定位的转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自身日益庞杂事务性管理的需要。效率、纪律、平衡、计划、导向等都是行政化的优势。不能因行政权力越位否认行政组织本身。当前大学内部治理的核心是如何平衡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的相互依赖、减少彼此之间的相互干预、促使不同类型权力的合理归位、形成相互支持的内部环境。事实证明，资源依赖理论的“吸纳”和“管制”策略运用在高校的特殊组织环境下并非最优的选择，有时甚至会激化矛盾，而理论中提及的“卡尔特”、“规范性协调”、“多角化”等策略反倒能给人更多启发。除政府应改变大学管理方式、赋予大学更多自主权之外，应思考更多大学内部管理相依的方法方式。

 

　　提高学术组织的集中度。集中度与控制依赖有着密切关系。组织集中度越高，对外部依赖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越高，也就越能够更正确预测外部的不确定性。应有更多具有高集中度的、独立的学术组织和团体来平衡与行政组织的权力关系。像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授会等这类组织应该更加健全，作用应该更加明显，并且能够充分代表学术成员的利益。“官”和“学”应该适度分离，行政人员或者扮演“双肩挑”角色的人员不应该参与其中，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学”。在处理与学术事务相关的资源分配工作时，应改变简单的行政资源配置方式，学校高层应该充分征求学术组织代表的意见、发挥学术组织的“咨询”功能，决策结果应能够接受学术组织成员的问询。目前，“教授治学”在很多国内高校中已经开始引起重视。部分高校的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已经不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内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学术大师接替校领导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且有一批知名学者当选委员。一些高校在讨论涉及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时候，提交办公会和党委会讨论前，会组织学术委员会、学部委员会进行先期咨询、参谋甚至决策。另一些高校尝试实行“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努力将“教授治学”细化到院系层面，保证学术权力的执行。

 

　　制定规范性制度，明确组织权力边界。规范是共同期望的集合，对专业组织而言，应制定外显的规范来影响组织行为，引导组织成员按规范的方式行事。大学应明确划分教授（教师）权力与行政管理者权力边界并彼此尊重，应努力完善各类学术组织和行政机构的制度条例，从而形成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机制。一方面，学术组织应被赋予管理学术事务的实质性权力，不仅要有常规组织和活动，而且应该在包括专业和课程的调整和设置、学科发展方向的选择、学术规划的制定、学术梯队的配置、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任用、科研成果的审定、职称的评审等学术事务中具有更加独立的学术决策权力。在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设计上，要明确规定，所有学术业务问题都必须由学术机构通过充分论证、做出决定。学校行政决策层应该完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性组织的制度性规定，进一步明确这些组织的工作职责、组织机构、工作制度，逐步赋予学术组织管理自身学术事务的权责。另一方面，要努力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应防止学术人员对行政人员的“寻租”或是借“行政的外壳”为特定学科领域牟利，妨碍资源的优化配置。行政决策层应该更多的由具有公共意识和情怀、能够平衡好大学内部发展规律和外部需求回应的学校管理专家和教育家担任，学术本身的卓越性不应该成为行政级别的评价标准，应防止单纯的学科思维取代高校的管理思维，否则将会出现“一方面缺乏教授治学，另一方面教授又缺乏专业的管理支持”的尴尬局面。要通过制度限制和制约行政权力，明确行政部门职能，防止其干预学术组织职责范围内的权力行使，淡化行政色彩，避免权力越界和行政权力泛化。行政决策应该建立在专家学者科学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武断地以行政权力决策学术问题。行政部门作为具体的办事服务部门，应坚持服务理念、落实好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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