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摘要：针对理论上对大学行政权力范畴的认知差异，本文对大学治理中的行政权力进行了解构。研究认为，大学行政权力的价值逻辑在于学术人员（或教师）对“学术本位”回归的诉求。与国外相比，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行政权力不但包含了与职位相联系的制度化了的“行政管理权力”，还将政治权力、政府权力以及部分学术权力内化其中，几种权力在大学内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行政权力生态。大学行政权力的纵向治理边界可界定为学校层面的行政权力制度设计，横向治理边界可表述为学校层面上的相对于学术权力的行政权力的范围。大学治理要秉承“一切基于学术、一切为了学术、一切由学术引导”的动态整体的“学术性行政”的治理理念。
　　关键词：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大学治理，治理边界，学术性行政

　　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跨越式发展，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学科建设，亦或是教学质量都有了很大改善。但随之而来的因大学行政力量膨胀而导致的失范行为屡有发生，蔡元培所倡导的大学精神正在消失。工具理性下的大学偏离了教育，大学的“学术团体行政化”、“行政团体学术化”以及“学术评价的非学术化”屡遭诟病。中国大学现今正面临着之前“农村土地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同样问题——“行政化”，以及同样的发展路径——“去行政化”。

 

　　解读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践蕴意可知，其目的旨在解决当前中国大学存在的“行政权力泛化”问题，实现学术风气和教育品位的提升。然而，概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作为理论概念，“行政权力”蕴涵隽永，言近指远，即便其提出者也未能就其内涵、构成等达成共识。这一概念移植到中国之后，虽然已有研究的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对行政权力的认知忽略了“范畴应与特定的环境背景相联系”的现实，致使研究中没有对行政权力的特质性与普遍适用性进行区别，因此无法刺透“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遁词防线，讨论难以深入，常常成为真空中的论坛。理论与现实的背离，必然不利于厘清中国情境下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不利于对大学治理关键制约因素进行提炼、涵盖与整合，更难以有效解释大学运行的深层动因与机理。

 

　　基于此，本文拟对大学行政权力这一命题予以解构，旨在探讨这一范畴的价值逻辑，解析行政权力在当下中国的真实语境，诠释对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治理边界，以期在理论上全面认识行政权力，在实践中正确运用行政权力治理大学内部事务，进而避免学术权力的缺失和弱化，确保大学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运转。

 

　　一、大学行政权力的价值逻辑

 

　　从欧洲中世纪大学至今，大学的发展已有逾千年的历史，其职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世纪大学，最初仅是出于互助和保护的目的，仿照手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或协会），在当时被称为教师大学或学生大学。其产生的内驱力是欧洲社会的复兴、城市的发展、西方社会专门教育机构的缺失及“哥利亚德”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由于中世纪大学一开始并不存在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行政权力也就无从谈及。

 

　　随着13世纪初教皇和君主对大学创设的介入（主要指“特许证”制度），使得大学逐渐拥有了诸如设立特别法庭、凡外人与大学生发生诉讼时均由大学审理、大学教师具有裁判权、大学师生可以免除赋税及服兵役的义务、大学有罢教和迁移的自由、有授予学位及认定教师资格等权力。从权力内容看，这些权力正是有别于神权、王权和政府权的大学权力，并且更多地指学术权力。如果说此时大学行政权力只是初步显现的话，那么进入18世纪，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人文思想和科学理性激起了大学的变革，诸如德国哈勒大学以及哥廷根大学等一批新兴大学的崛起，则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行政权力。

 

　　自洪堡以后，大学创造知识的功能被纳入了理论和实践的视野，意识形态和兴趣有力地结合到了一起，科研和教学统一的原则得以确立，科学研究成为大学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种模式一度成为“19世纪大学的理想模式”。美国将这一组织移植到本国之后，在继承了英国、德国大学部分功能的同时，经过“突然变异”，形成了组织内以系为基础的学术权力架构，更好地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在上述大学机能的变化中，在学术人员逐渐从繁琐的行政事务脱离的同时，行政权力也随之在大学中得以进一步增强，并与学术权力形成了互补关系，成为大学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20世纪以来，克尔所言及的“多元巨型大学”在以“探究高深知识的需要”为理由向外部社会要求自治权的同时，学术领地“分门划界”的做法和学科规训制度强化了各个学科在大学内部的独立性。面对着来自内部的各基层组织同样理由的自治和分权诉求，大学形成了“双重自治结构”，催生了大学管理的专门化需要，加之学术研究对于资源的依赖，使学者不得不受雇于拥有资源的科层组织，大学行政权力的作用日益凸显。现代大学在保留、继承了传统大学的学术性、教育性和文化性，致力于高深知识传授、传播和创造的同时，也开始更加注重通过行政权力的恰当运用，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以实现组织效率的提高。

 

　　由此可见，当大学由“学术共同体”嬗变为“学术—行政共同体”时，学术权力不再是“自主管理大学内部事务”的唯一权力，行政权力如影随形地介入了大学内部事务，并且成为大学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从生成与演进的视角来看，大学行政权力内生于大学的巨型化、科层化和专业化，强化于对大学组织效率的追求，制度化于法律的明确授权和组织的正式任命。其背后的合法性源于一国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规范下社会公众的“共有信念”，其价值功能在于保障“学术自由”，落实“学术权力”，使学术人员能够专注于“研究学问”以及弗莱克斯纳所说的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基于此，大学行政权力的价值逻辑可表述为：学术人员（或大学教师）对“学术本位”回归的诉求。

 

　　二、大学行政权力的中国语境

 

　　1.行政权力的“学术”定义：中外差异

 

　　行政权力作为大学权力的一种现实表现，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但关于何谓大学行政权力，理论上却莫衷一是。回顾已有研究，早期对大学行政权力的阐述是内化于学术权力之中的，并没有直接提及。例如，在对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七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全面考察和比较的基础上，克拉克将大学学术权力解读为从高等教育管理的最上层（即国家）到最基层（即教师）的各个层次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所享有的高等教育管理的权力，并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个人统治、集团统治、行会权力、专业权力、魅力权威、董事权力（来自于院校）、官僚权力（来自于院校）、官僚权力（来自于政府）、政治权力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寡头权力等10种。从语义上来看，在诸多的权力类型中，克拉克对董事权力和官僚权力的界定就属于行政权力范畴，只不过没有明确说明而已。大学行政权力在西方学者中的模糊界定，其背后的深层次背景和根据在于他们所在和所观察到的西方大学，其行政权力是大学发展内生的、服务性的，无论是来自于政府还是来自于院校的“官僚权力”都服从于学术活动及“学术权力”。在这种关系形态下，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是“大学术，小行政”的关系，符合大学行政权力的价值逻辑。

 

　　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相反，是“大行政，小学术”。谢安邦和阎光才指出，所谓行政权力，表现为“科层化”特征，属于法定的权力，它以效率为行动目标，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依托，因此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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