垸占江汉地区总垸数的比例也因此不明。但假定每垸面积为5000亩(张家炎，2001)，则573垸总面积达 286．5万亩，约为清代石首册载耕地949064亩(同治《石首县志》卷三页四下)的三倍。而且可以肯定受淹或失收垸面积年际波动很大。
 
改变谋生方式
 
    如果环境改变太大，在某些情况下，当地人也会改变其谋生方式以适应新的环境，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就是弃农为渔。生活在湖泊广布的江汉平原，当地人其实多在农闲从事渔业生产。随着垸田增加，更多的人成为以大田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一旦垸田受灾严重并难以涸出，不少居民就会转回以渔业为生。
    为对付频繁的洪灾，有些地区干脆还田为湖。汈汊垸的转换就是一个好例子，该垸乃清初汉川最大的官垸，系从汈汊湖围垦而来。其垸堤长7500丈，内含13小垸。乾隆时在汈汊垸东西北三面各筑新垸一个。同时，位于该垸南部的诸垸则把水不断排入汈汉垸内的湖中。结果汈汊垸自身变得难以排涝。乾隆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年3场大水几乎完全毁掉此垸。围绕该垸的堤防太薄(高仅3～6尺、宽仅2～5尺)，垸民难以确保其安全；他们疲于每年的岁修而宁愿转为渔民，且用于赈济该垸的钱实际上比从该垸收的税还多。于是经工部核准，当地人于乾隆三十二年正式将汈汊垸回复为湖(同治《汉川县志》卷九页十七下至十八下，《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三页二十五下至二十七下)。除汈汊垸外，清代回复为湖泊的较大的垸还有汉川的十八里垸、荆门的小江湖垸等(张建民，2001：362)。
    由于渔民(特别是专业渔民)并不能完全消费自己的渔获物而必然以水产品换取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食盐等，这种转换看起来仿佛是更多地卷入了市场，但民国时期的资料显示，这其实与市场卷入没有多大的关系、更几乎与追求利润无关。由于水面基本上由有权势者把持(《监利县志》1959：92，《石首县志》1990：207，《洪湖县志》1992：163，《沔阳县志》1989：123、592，《潜江县志》1990：329，等)，渔民必须交纳各种费税后方可入江河捕捞，而且其捕获物多须交与水面所有者(如湖主)，而湖主往往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渔民自己对价格没有控制权，结果往往是终年辛劳而所获无几(《监利县志》1959：92～93，《洪湖县志》1992：163～164，《汉川县志》1992：176)。
另外，由于专业渔民往往以破船为家(《汉川县志》1992：662)，随鱼群转徙，生活质量远不如生活在陆地上；某些兼业渔民虽在岸上有房子也质量特别差(《洪湖县志》1992：536)。渔民们还时刻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江汉湖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不少渔民因常年水上作业而感染此症，因生活困苦疏于治疗，死于血吸虫病者难以数计(《石首县志》1990：205)。在汉水下游水灾最频繁、也是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区①，有许多渔村为此遭受灭顶之灾(《沔阳县志》1989：580)。因此，江汉渔民生活比农民更为艰辛(《湖北省志农业(上)》1994：44)。他们显然是以适应环境但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以求生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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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代研究表明洪水乃传播并使人感染血吸虫病的重要途径(蒋玲、龚胜生，1998)。
②  对市场介入与维持生存的选择，黄宗智先生提出要对不同阶层的小农进行综合分析(黄宗智，1986：4～7)。鉴于由料所限，本研究暂无法对江汉地区农民进行分层分析，但仍可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不同小农的反应。
 
    　　　　　　　生活在葑田上
 
正如上面讨论所表明的那样，江汉平原许多农民在对付洪水时有丰富的经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潜在的土地生产农产品，或放弃农业而转向渔业生产。在湖泊密集的汉水下游，当地人甚至造出葑田(一种特殊的漂浮的小岛)来适应其多水的环境。记录是这样的：
 
    汉川四周皆水，湖居小民以水为家簰，多结茭草为，覆以茅茨，人居其中，谓之茭簰。随波上下耕莳牲畜咸在其中。(同治《汉川县志》卷六《风俗》页十五上)
 
    虽然此记录没有指明茭簰的确切大小，但如果可以在上面耕作牧畜它应该很大。宋代陆游乾道六年在鄂东南湖泊中所见的类似葑田即“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陆游《入蜀记》卷二页二十四)。这也就是说，至少在宋代葑田就已在当地出现，陆游显然是将其当作一种奇特的风俗(当时可以理解为一种适应水环境的习俗)记载下来。而在清代汉水流域的大量出现①则可理解为此乃因应频繁洪灾的一种办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人口压力增加情况下被迫采取的极端措施(梅莉，1993)。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江汉平原的人口压力至迟在18世纪中期已经出现葑田(龚胜生，1993)。
综上所述，当地人靠选择可以避开洪水季节的作物或品种、耐水作物、水退后补种种类繁多的作物以及种植或采集某些(特殊)水生植物为食等方法适应不稳定的环境。所有这些作物(及水生植物)均系产量低回报低、商业价值低的作物。因此不能对这些策略赋予过多的浪漫色彩，在严重洪灾和渍灾情况下尤其如此。如果环境压力太大，当地人就不得不寻找别的解决途径，如转为渔民或自造葑田等。一句话，当地人的行为清楚表明环境及其变化在清代、民国江汉平原农民的经济选择中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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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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