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每逢汛期，江湖并涨，垸内农田或因决堤溃口而淹没，或因内水无法外排而渍涝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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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水因支河不断被堵而分流渠道日减、汉水含沙量大且易于淤积抬高河床，汉水上宽下窄的河道也严重影响泄洪量，加上汉水堤防质量又差，而管理又因涉及单位多及各种冲突多而极成问题，所以汉堤极易溃口造成泛滥。
 
    伴随这一现象的是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加。明清时期移民的不断涌入加上移民后裔及当地居民的自然增长，江汉平原人口增长很快。至清代它已成为两湖地区人口最多的区域(张国雄，1995：158)。然而耕地增加的速度却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以湖北全省计，人均耕地从乾隆五十一年的3．03亩降到嘉庆二十五年的2．12亩再降至咸丰元年的1．75亩(梅莉等，1995：165)①。考虑到江汉平原的高密度人口，其人均耕地的下降幅度应更大。
    为了化解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当地人一方面继续向低湖地进军(围垦湖荒)，一方面则随移民大潮前往沿边山区垦殖。这种垦殖引发土壤侵蚀，其流失的泥沙在江汉洞庭湖区积聚，一方面淤出新垦地，但同时缩小湖面、抬高河床。因此两者虽然都可以增加耕地面积，但同时却造成环境的不断恶化。加上堤防管理不善，结果造成江汉地区日益频繁的水灾(包括洪灾与涝灾)。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江汉平原的水灾从康熙朝的平均3．2年一次到乾隆朝的2．7年一次，再到道光朝的1．5年一次，频率越来越高(宋平安，1989)。洪涝灾害尤其是洪灾对江汉平原经济每每造成巨大损失。
随着堤防抵御洪水能力的降低及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对环境的反应效果也大打折扣。19世纪以前水灾之后农业生产尚可很快恢复，因水退迅速，当地人可迅速补种。19世纪中叶以后，水退不如以前快(因垸内水道淤积及垸外河床抬高)，渍灾严重。在此情况下，即使小水亦可为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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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末张之洞的观察，“假如八口之家，有田二十亩，糊口尚虞不足……” (转引自李文治，1957：208)也就是人均低于二亩半就不行了，而清代江汉平原水稻单产并无大的变动(张家炎，1991)。  三  江汉农民对环境的反应
 
    因水灾频繁及堤防在江汉平原的重要性，变化的环境在当地清代及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因而起着重要的作用。修筑堤防本身就是农民对这一环境的反应，但多系团体而非个体农民的行为，而本文主要探讨个体农民的行为，因此暂不涉及堤防。通过分析个体农民如何应对环境特别是由水灾引起的环境改变(水灾乃当地最主要的灾害)，可以发现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适应环境，就是在因渍灾而使境况更加恶化时他们仍尽力而为。然而长期的环境恶化限制了他们各种反应的有效性。
江汉农民，特别是那些滨湖临河者①，实际上在历代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湖北巡抚姜晟观察到的那样：“楚省临江傍湖田地，每年水发被淹，水消补种……视以为常”(《长江洪档》：492[1788—52]②)；另一巡抚瑚图礼亦指出：“潜江等州县，均处荆襄下游，向来遇水即淹，民知趋避”(《长江洪档》：563[1806—14])。这两则例子表明当地农民如何熟练地对其多水的环境做出反应。其中“水”显然是指季节性的洪水，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还有因堤防溃决所形成的洪灾，以及因季节性洪水、洪灾、降雨过多或江水自然渗漏所引起的涝灾、渍灾。从农业生产角度看，不同情况下农民有不同的反应，主要包括选择适宜作物(应对季节性洪水、洪灾、涝灾与渍灾)、改变谋生方式(应对季节性洪水与洪灾)及甚至自造葑田(应对洪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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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章中不断提到近湖居民的所作所为，这并不是有意夸大他们行为的代表性，因为江汉平原是全国湖泊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1950年代尚有湖泊1066个，面积1250万亩，占全部土地面积的1／6(该处所指江汉平原比本文所指江汉平原范围要大)(《湖北农业地理》1980：80)。清代及民国时期湖泊当更多，因此必须对此予以充分的注意。加上当地频繁的水灾，对此更须予以强调。
②  《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简称《长江洪档》，下同。该书中所编档案史料均系高级官员的奏折。其中方括号前面的数字为该书中页码；方括号内前面数字为原奏折的年份，后面数字系该年份所选奏折的编号。这些官员的奏折可能带有主观意见，尤其是对灾情的描述可能会偏低(张家炎，1993)，但对所看到的自然环境、农民种什么作物及如何反应应该没有必要隐瞒。
 
 
                 作物选择
 
    由于江汉地区多水的特性，当地人民(特别是近湖居民)在长期的与水争斗中发展出了一系列适应这一多水环境的农作方式，特别是在不同情况下选择不同的作物。
    首先，他们选择可以避开季节性洪水的作物或品种。如可以在夏洪到来之前收割的麦类与早稻，及可在夏水退去后补种的晚稻等作物，故地方志中普遍有“高田坡田则宜早稻、湖田(低田)则宜晚稻”①的说法(乾隆《江陵县志》卷二十二页一下、同治《监利县志》卷八页四上、光绪《荆州府志》卷六页一上、光绪《沔阳州志》卷四页七十上下)。滨湖易涝地区更是如此。嘉庆七年湖北巡抚全保奏报天门、沔阳和汉川等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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