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大部分劳动力流动是单个人而非全家流动,已婚女性劳动力流动倾向远远低于已婚男性,结果,儿童和女性更容易留在农村。文章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和持续数据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在控制了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特征条件下,文章发现城乡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了离婚率。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还将持续,而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降低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模式的成本,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关键词:城乡劳动力流动；持续数据模型；婚姻不稳定

     一、引　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劳动力流动在发展中国家是降低贫困的有效手段(Todaro,1985)。转型的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Zhao, 1999)。

    据统计,中国外出打工人员增长速度很快,每年劳动力流动数量超过1亿(DeBrauw等, 2002)。

    只有在迁移收益足够弥补所有迁移人的损失时(例如,附属迁移者在迁入地不能找到工作而蒙受的损失),举家迁移才会发生(Mincer, 1978)。中国大多数外出打工者都是个体打工,而不是举家搬迁。通常情况下,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在家。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现象(胡玉坤, 2006)。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CHNS)显示有5·1%的已婚男性离开家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工作,已婚女性的这一比例只有0·51%,夫妻双方一起到外地找工作的比例仅为0·2%。中国有句谚语“若是两情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个论断成立吗? Lehrer(1996)发现因为城市人口集中,再婚市场前景好而离婚率更高。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捆绑式家庭劳动力流动导致离婚率上升。Becker(1973)提出婚姻市场上存在着正向(或负向)的“配对效应”假说(中国的“门当户对”就是一种正向配对效应)。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劳动力流动,特别是个体劳动力流动会打破婚姻的“配对效应”均衡,从而影响婚姻的稳定性。离婚会影响当事人的福利,特别是对留守妇女福利有不利影响。Zeng等(2000)指出中国在1982~1990年期间,离婚倾向提高了42%;他还发现中国离婚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即东部沿海地区离婚率低,西北和东北地区离婚率最高。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离婚率加速上升,在1987~2008年的21年时间中,离婚率从0·55‰上升到1·71‰。与西方国家相比,尽管中国离婚率依然相对较低,但是其增长速度却很高。下降的结婚率和上升的离婚率导致了离婚—结婚比率的上升,在这21年时间里,该比率从6·28%上升到20·67%。

    这意味着2008年离婚人数是结婚人数的1/5。此外,除了2004年以外,流动人口离婚率高于非流动人口,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上同时出现了这些变化,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很少研究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本文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具体研究目标如下:第一,分劳动力流动状况描述不同类型家庭离婚率变化趋势;第二,研究婚姻不稳定的决定因素,重点分析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第三探讨离婚的性别含义以及政策意义。

    二、婚姻稳定性决定因素的概念模型我们应用婚姻经济学理论(Becker, 1973、1974、1977; Lehrer, 1996; Blau等, 2006)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

    (一)婚姻收益以及婚姻的搜寻成本根据Becker的婚姻经济学理论(1973; 1974),与保持单身相比,婚姻可以使夫妻双方根据比较优势,在家庭内部实现专业化分工。基于分工理论,夫妻双方工资等的“配对效应”特征将是反向的。但是,其他经济学家提出异议,他们认为随着女性接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传统的家庭分工被打破(Blau et al·, 2006)。而婚姻依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得优势(Lehrer, 1996;Blau et al·, 2006): (1)规模经济,例如,两个人一起做饭要比两个人单独做饭成本低得多; (2)公共产品,例如,全家人可以同时分享取暖设备; (3)正的外部性,例如,和配偶一起看电视比单独看电视会更快乐。Blau等人还发现平均而言,已婚成人往往身体更健康,更富有爱心,更容易与人相处。根据Becker(1977)的理论,人们从婚姻中获益越多,离婚率就会越低。当然,婚姻所带来的好处是因人而异的,婚姻所带来的收益大小往往与夫妻双方的个人特质有很大关系。婚姻带来的好处还与夫妻双方的“正向配对效应”特征有关,即如果夫妻双方在智商、教育水平、种族、民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他们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可能会更高(Becker, 1974)。

    实际生活中,由于婚姻市场存在着搜寻成本,许多婚姻是不“理想”的。正如Lehrer(1988)所言,一个人一旦决定进入婚姻市场,他/她必须要负担搜寻成本,包括因推迟婚姻而损失的机会成本,时间以及为约会等所花费的支出。最优选择就是在婚姻市场上搜寻的边际成本等于搜寻所带来的潜在边际收益(Keeley, 1977)。Becker(1977)指出,搜寻的边际成本越高,实际婚姻与最优婚姻的偏离度就越大,从婚姻中所获得的好处可能就越少,离婚概率就越高。

    (二)婚姻破裂

即使一桩婚姻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是最优的,当事人对婚姻的收益—成本评价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离婚和再婚的成本足够低,婚姻就会破裂。问题是:什么样的婚姻更容易破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否会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在一个静态框架下,如果离婚后的净收益大于维持婚姻关系的净收益,婚姻就会解体。下面,我们分析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决定因素。

    1·与婚姻有关的人力资本

Becker等(1977)强调与婚姻有关的人力资本对婚姻稳定性的作用,这部分人力资本价值会随着婚姻解体而迅速下降。Chiswick等(1990)把与婚姻有关的人力资本区分为可传递人力资本和不可传递资本,前者包括房屋、汽车,以及家庭生产技术等,后者包括孩子等。尽管可传递和不可传递人力资本在婚姻破裂时都会贬值,但是前者可以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从而可传递性人力资本对再婚有正向作用,而后者由于不具有可传递性,会对再婚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现有婚姻的稳定。

    2·不可预期事件和偏好变化

Blau等(2006)提出不可预期事件,例如夫妻一方收入的突然上升或者下降会打破原有婚姻平衡,造成婚姻摩擦。个人偏好和需求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特别是在社会道德标准发生大幅度变化时,例如,无过错离婚法案的通过可能会提高离婚率。

    3·夫妻双方的其他个人特征

初婚年龄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初婚年龄太小意味着在婚姻市场的搜寻时间较短,从而对对方的了解较少,结果实际婚姻质量偏离理想婚姻较大,离婚率较高(Becker, 1981)。年龄、民族与教育水平差距过大对婚姻稳定性也有不利影响。稳定性婚姻往往具有年龄相近、民族相同、教育水平相似等特点(Becker等, 1977)。居住地点也是影响婚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居住人群集中,再婚成本较低,再婚市场潜景更好,因而离婚率就更高(Cherlin, 1977)。

    (三)劳动力流动与婚姻不稳定性

以个人为主的劳动力流动会降低原有婚姻收益的期望值,提高预期收益方差。根据婚姻经济学理论,对婚姻的期望收益和期望收益方差是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两项主要决定因素。在随机分析框架下,婚姻的期望收益越高,期望收益的方差越小,离婚率越低。

    劳动力流动会降低婚姻的期望收益。首先,以个人为基础的劳动力流动会丧失婚姻带来的规模经济,丧失共享公共产品的收益;其次,以个人为基础的劳动力流动会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流动一方的相对收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差距扩大会打破婚姻原有的“配对效应”。因为城市人口比较密集,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会降低再婚者的搜寻成本;居住和工作场所变化会降低再婚成本,提高原有婚姻的预期收益方差。结果,个人劳动力流动提高了离婚风险。

    在当代中国有流动人口的家庭分工中,男性外出打工挣钱,女性往往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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