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稻又有稗子，初秋种九月熟……食中之粗粝者①。顾水涝之余，人间种之，以其工省而熟早耳”  (同治《汉川县志》卷六页十八下)。稗子本是田间杂草，农民如果明知道其质量差而仍择此为食显然是在水灾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之事。
这些记载表明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江汉平原，特别是滨江临湖地区，如何适应多水的环境成为当地农民选择作物时特别重要的考虑。虽然无法知道江汉平原究竟有多大面积种植上述作物，但从当地频繁的水灾及动辄数百垸、上百万亩耕地被淹的事实(见下)可以推断出这种选择应该是多数人每年都得考虑的事。无论是为对应季节性洪水而常规种植的避水、耐水作物或品种，还是水退后或水灾之年所补种的杂粮及救灾作物，当地农民最先的选择是那些虽然收成低但能确保收成的粮食作物，而不是高商品性或高收成的作物。这一安全优先的原则有悖舒尔茨市场优先的逻辑。
 
    　　　　　　作物选择的局限与渍灾
 
然而补种作物的收成从来没有常规种植的收成高。补种越迟，收成越低。正如乾隆三十八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在一份奏折中所描写的那样：
 
    臣逐加查核，除汉川、天门、江陵、监利等县……水退补种晚秋各田地收成，俱有七八分不等，均称中稔。惟沔阳州及该卫地处最下，前此漫淹各田水退较缓，种植稍迟，晚稻杂粮结实未能十分饱满……(收成)仅及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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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幼时曾吃过掺有稗子的米饭，对其粗粝难咽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特难下咽，粗、口感差、难消化)。
 
(《长江洪档》：451[1773—13])
如果补种地区再次受淹则补种效果更不会好。湖广总督毕沅在另一份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安陆府属各邑濒临汉水，每年伏秋水涨，事所常有，居民预知趋避，多于高阜处所卜居，是以罕遭水患。本年各邑夏禾成熟，农民正切欢欣，讵六七月间，汉水两次涨发，潜江等处垸田致有被淹，甫经渐次涸出赶种杂粮。兹于八月初旬，水势复有异涨，以致各处垸田均有带淹倒灌。(《长江洪档》：513[1794—8])
 
 有的垸甚至一年之内被淹三次(《长江洪档》：514[1794—10])。这些不利条件无疑削弱了农民所采取的措施的效果。而补种成功的关键即在被淹时间短。正如另一位湖广总督马慧裕嘉庆二十一年观察到的那样：“楚省下游一带，地本低洼，一遇江河盛涨之年即淹浸，全在消疏迅速，庶可补种秋禾”  (《长江洪档》：616[1816—16])。但并不是总能及时补种，如乾隆五十三年有罕见大洪水，是年补种时间因洪水消退慢而推迟。去现场视察的官员发现“(沿)驿路田禾多被浸损。即使涸出，亦难望秋成。俟白露节后，江水归槽，积涝消退，趁此地土湿润，宜种麦豆，以冀春收”(《长江洪档》：480[1788—14])。此次大水之后，积水难消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较务实的官员湖广总督汪志伊嘉庆十二年调查发现江汉平原有已积涝20年之久的耕地，而当年的积淹未涸田及积淹已涸尚有浮泥淤积田近400万亩(《长江洪档》：570[1807—7])，这是相当大的面积了。加上随着汉水河床的上升，积聚在附近的雨水变得更加难以涸出。虽然渍灾在江汉平原并非新问题，但显然在19世纪初变得普遍并日益严重。频繁的泛滥与渍灾一起导致了长期的环境恶化。
因渍灾变得越来越严重，补种也不如渍灾成为严重灾害以前那么有效了。例如，嘉庆二十一年在汉川、沔阳、潜江、天门、江陵、公安、监利等县共有573垸被淹一到两次并收成极差或全部失收，要么是完全无法按时涸出而失去了补种可能。要么是消涸太迟而使补种作物难以成熟(《长江洪档》：618[1816—21])①。汪志伊发现有些垸渍灾太重以致有夏秋积水至冬天乃至来年春天尚未涸出者(《清经世文编》卷117页八下)。更糟的是，即使没有泛滥，住在江汉腹地的人也可能受渍淹之害。嘉庆二十二年湖广总督毕沅在一份奏折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情况：
 
湖北素称泽国，而江陵、潜江、监利、沔阳四州县低洼尤甚，且夹居江汉两大水之间，一年之中惟冬春数月之间，内地高于外水，其余各月，皆外水高于内地，仅赖一线长堤，及堤内各垸同环保护，每遇伏秋盛涨，一堤之破串及多垸，水入釜底不能复出，纵使堤垸巩固，外水幸不内侵，而上游荆门等处，雨涝流停，内水所注，亦已无路宣泄。(《长江洪档》：623[18]7—15))
 
    也就是说，江汉腹地一年之中大半时间低于江水，如果考虑到上述奏折中没有提及的河水的自然渗漏(从外河渗向内垸)，则渍灾的危害应更严重。
21年之后，道光十八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发现某些被堤垸保护的田地已比外面的河水低去数丈。因此一处溃口就会引发大规模的泛滥，而一次洪灾就会引起多年的渍害(《长江洪档》：810[1838—20])。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仅靠农业生产自救的能力大大降低。也是在此时期天门、沔阳、汉川及监利等地人开始大量外逃。灾重时有的地方民众几乎逃光(《长江洪档》：819[1839—17])，天门等地居民为避水灾甚至移民海外谋生(张国雄，1995：162)。
所有这些进一步表明环境变化对清代江汉平原农民经济行为的重要影响，他们不得不对这一变化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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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没有江汉地区总垸数的确切数字，这些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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