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洪水太大，作物就会全部被毁。当地农民不能不考虑这种风险。因此，即使市场卷入也被环境限制所左右。农民知道每年都将有洪水，但他们不能预知洪水会有多大及灾害有多严重。
    于是很清楚，江汉农民必须首先适应环境。对他们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低地的农民来说，不考虑当地环境条件而追逐市场利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提倡环境决定论，因为那样就会认为江汉农民除了适应环境外别无选择，他们当然可以以自己的行为来改造环境，但无法通过市场动力来解决环境问题。
    江汉农民的经济策略因而可以归为降低风险以保生存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①。对生活在此一不稳定环境中的农民而言，不考虑生存保障而去追求利润是不合逻辑的。尽管他们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处理由不稳定环境引起的问题，我们还是得注意他们只能对付常规洪水。如果洪水太大或演变成水灾，农民会损失收成、财产甚至生命。对他们所作反应的效果不应赋予过于浪漫的色彩。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得不将市场驱动行为与环境驱动策略完全分开。实际上，它们并不必然冲突。例如在汉川，在人口压力大及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当地人也会卷入市场，但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为挣钱换食物。这与民国时期华北农民在人口压力与资源匮乏所形成的高度生存压力下冒高风险卷入市场相似。另外，种不同地势田块的农民对市场与环境也会有不同的反应。高地农民有机会种经济作物而可能更多地介入市场；而低地农民则必须首先注意环境的改变以适当地调整其作物结构。于是江汉农民的行为可以认为是生存策略下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有效地利用可能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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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生存逻辑其实也是印度农村的普遍现象。利普顿认为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取印度例子太特殊，他从习俗、政治等方面指出了印度农村许多“非理性”的行为，以及印度农村要素市场远非完善，并认证了决定印度农民经济行为的是降低风险、确保生存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舒尔茨认为的“利润最大化”(利普顿，1968)。
 
    市场介入也可与风险意识联系起来：对那些有剩余棉花和棉布的农家来说，市场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类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专门植棉或织布(虽然数量极少)，他们当然会想方设法获得最大回报；另一类只是部分植棉或织布，植棉织布的收入并非他们的唯一收入来源，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维持生存的辅助措施，回报多少不是其首要考虑。他们必须首先确保食品安全，濒江临湖者尤其如此。
黄宗智先生以华北平原与长江三角洲为例，指出人口压力是迫使商业化进入内卷形式的真正原因(黄宗智，1986、1992)，因此市场不能克服人口压力。而我们看到在江汉平原，环境条件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经济行为。江汉平原的人口压力也未能通过市场解决，而是通过适应并改造环境寻求解决方法。是人口压力及相随而至的当地人的行为引起了长期的环境恶化。这种经济行为主要是受环境变化驱动，而不是市场变化驱动。 五  结    论

    舒尔茨师法斯密认为，市场激励与利润原理会驱使农民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并因此导致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最理性的运用。但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江汉平原，持续的人口压力与长期的环境恶化不断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农民则对变化的环境表现出灵活的适应性。环境因素在农民经济抉择中扮演了比市场激励重要得多的角色。舒尔茨把市场看成是经济成长的决定因素。但在前工业社会，农业体系作为有机整体，涉及许多其他重要因素如气候、环境、人口乃至政府政策等，不能仅把其中一项分开而将其夸大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舒尔茨旨在纠正当时对传统农业的负面批评而强调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并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方法。但为此他显然夸大了传统农业中市场刺激及农民经济行为理性(即受市场驱使追逐利润)的程度。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江汉平原，农民的确也介入市场，但这种介入并非决定于回报，更多决定于环境的宏观变迁。当地农民进出市场或是否与市场联系与市场驱动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尽量适应环境、降低风险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江汉农民选择某种作物或谋生方式主要是应对多变而脆弱的环境以确保维持生存。否则，不稳定的环境导致的只能是不稳定的产量与收入。

    我们虽然无法对江汉农民进行分层分析以了解不同阶层农民对维持生存与市场介入所作的不同反应①，但仍可看出农民所居住的地方对其经济行为的影响。种水田的农民因更直接地面对频繁的洪水而不得不更多地考虑适应环境；而种旱地的农民则可能有更多的机会种植经济作物而较多地介入市场；既种旱地又种水田的农民则会视水旱田比例而做出相应的选择。但所有这些人无一不要首先确保粮食生产。清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移向更低的地方围垦更多的垸田，甚至复转向渔业为生。虽然这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标准，但这是缓解人口压力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此情况下，他们首先会考虑如何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最好地利用已有资源以尽量减少损害或损失，亦即是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追求效用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

①  如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1976)、黄宗智对华北小农(1986)所做的分析那样。

    尽管江汉农民在清代与江南农民一样在利用可利用资源时尽其所能，他们这样做却都是为了维持生存。只不过江南农民表现为更多地卷入商业性农业生产，而江汉农民更多地表现为对环境变迁做出相应的反应。舒尔茨强调导致利润最大化的资源利用乃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但这只是一种理性。江汉农民在尽其所能利用当地资源时所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理性，即在降低风险、确保生存的前提下对资源利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

    舒尔茨并没有考虑长期环境恶化的影响。而对江汉平原来说，这是明清以来其经济变化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洪水的不断威胁与由渍灾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破坏导致了环境条件的持续恶化，其影响可从个体农民的反应上看出来。他们有丰富的经验适应多水的环境，但亦不断受制于它。在此情况下，在江汉平原清代经济发展中，市场刺激显然不是江汉农村经济变化的主要动力，环境因素比市场因素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但这并不是否认市场刺激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外部市场需求增长的情况下，江汉农民也开始大量植棉、织布而更多地卷入市场；但这一市场介入是与更大的人口压力(汉水流域部分县份)及稍为改善的环境条件(长江流域部分县份)相互作用的。这也说明，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刺激与农民反应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均既非单一的变量，也非单向作用的因素，而是相互交叉并与其他不少因素相互作用，并由此导致江汉社会经济的形成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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