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表2的说明：除了1949—1952年的常数项不能通过90％的t检验以外，其余可以通过检验。

下面的表3是相应年份和变量的全国数据，由于资料中给出的数据不全，其中的斜体字为估计数值(估计方法与附录中相同)，加粗字体为1949—1952、1953—1958、1959—1962和1963—1978四个时间段中，数据较全的典型点数据，本文将在下面的分析中使用这些数据，配合前面的计量结果进行进一步讨论。

为了便于观察和分析，可以依据表3计算出不同时间段、也就是不同产权状态下的要素投入增长率和农业产出增长率，列为表4。

  对表3和表4的分析：

  1949—1952年农业总产值出现迅猛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81％．土地投入、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动力投入有较大幅度提高，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工4．94％、183．33％和27．46％．但劳动投入下降了2173万人，年均下降4．06％．投入农业的劳动力减少可能与当时的战争和支援战争占用大量人力有关。化肥和农业机械(1952年仅为18万千瓦，只相当于当年动力总数的O．04％)等投入绝对数量十分小．还有一点需要重视：此期间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具有明显的恢复性质，从长期战争和动乱时期转入经济建设．因此，无论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还是产值的增长，都是恢复性的，与相应的产权制度相关度不可高估。

    1953—1958年农业总产值和各生产要素投入均稳定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36％．劳动、土地、化肥年均增长2．03％、1．11％、89．20％，土地和农业动力投入仅在1958年稍有下降(因为大规模“工业化”)。化肥和农业机械(1957年仅为121万千瓦，只相当于当年动力数的2．73％)等技术因素投入绝对数量上相对落后。这一阶段，虽然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和产值增长速度都不是很快，但是增长平稳。而且，经过几年恢复性增长后，可用于增加的要素已经很有限，带有技术性的要素又很缺乏，再加上国家的工业化开始明显占用更多资源。所以，从要素增加速度和产出增加速度看，这一阶段都不是很快，但是不等于投入和产出的比率不高。

    1959—1962年农业总产值出现大幅波动，可以看出1959年和1960年农业总产值锐减，分别比上年下降12．19％和5．80％，1961年虽有好转，但只是比1958年稍有提高(另外一种说法是农业总产值在1959、1960年和1961年分别下降了14％、12％和2．5％)。1959—1962年4年劳动力平均比1958年减少2％，土地年平均投入比1958年减少5％，化肥年均增加4．3％，农业动力年均增加3。5％。农业产出年均下降5．6％．

    显而易见，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产权的“一大二公”)的是严重的农业危机。劳动力和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都减少(大量非正常死亡、因饥饿不能劳动或外出盲目流动)，土地大量拋荒．作为当时农业动力投入主要内容的役畜数量下降(1959一1962年分别为7912、7336、6949、7020万头)。化肥施用量也出现大幅度波动，往年迅速增长的态势已经趋缓．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与自然灾害有关，但是更多的是产权制度的人为变化——人为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影响．

    与之相应，1959、1960年和1961年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f)出现大幅上扬，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P1)上升，并拉大了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Pi)的差距。这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财政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救灾性的政策。从前面的计量分析结果可知，前者对农业生产的回升有效，后者可能无效。

    1963—1978年农业总产值和要素投入增长相对平稳。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03％，化肥、农业动力和财政支持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9．84％、17．1％和16。45％，要远大于劳动和土地的年均增长率2．09％和0。47％，其中农业动力投入的增加主要源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前面三个阶段相比，在劳动和土地增长较小的情况下(在一倍的增幅以下)，化肥、农业动力和财政支持的数量却增长了数倍。这一阶段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在经历了经济严重挫折后调整过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该制度下，可以看出，土地和劳动力投入虽然仍在增长，但是远远赶不上化肥和农业动力的增长速度．我们可以认定：在这种制度下，有利于农业机械的推广和运用——因为是大集体，既有能力(相对于分散私有)购置农业机械，也便于使用机械(相对分散经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农业机械和化肥投入数倍的增长，远远没有换取农业产值应有的增长，至少可以说，这些投入在当时的产权制度下利用率很低．

    为了比较相同或可比较的生产要素投入情况下，各时间段相应土地制度下的产出情况，可利用已经求得的4个回归方程(每时间段一个，包括各自的常数项)，分别将表3中4个典型点(分别采自4个时间段中)：1952、1957、1962年和1965年的各投入要素和政策变量数值，分别代人4个回归方程中，得出16个农业总产值数量。也就是假定分别把1952、1957、1962年和1965年度的投入要素分别投入4个阶段不同的产权制度下，观察产值，然后对不同制度做比较和评价。这种方法类似于反历史事实计量法(新经济史学的方法)。下面的表5是检验和比较的结果。

    关于表5的说明：

    (一)应该对所有年度的数据加以检验，之所以只选择表5中4个年度的数据，是因为其余年度数据缺乏，有一些是估计的，如果全部使用，会增加不准确性。

    (二)作为回归结果的农业总产值，和表3中相应时间段内实际产值有差异是正常的，因为求解回归方程时使用的数据是省际数据，表3中的农业总产值是全国的数据。

    (三)表中括号内的数值，是根据波德(Borda)计算法①，按各行数据大小，分别赋予一个权数，如产值最大赋予4，较大赋予3，较小赋予2，最小赋予l。最后一行是各时间段纵向的权数之和。

    (四)由于1949—1952年的回归中存在部分未能通过检验的误差，所以其排序和权数也会有一定误差。其余时间段的估计和赋值相对比较准确。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不同阶段上的土地产权制度不同，从而农业产出不同。按综合得分来看，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1953—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最大，1963—1978年最小，1959—1962年和1949—1952年居中。这里体现了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需要说明，借用这种方法，只能大体说明问题，大体显示了制度优劣，不具有准确性。

通过以上的大致比较，发现1963—1978年间的产权制度比1958—1962年间的产权制度还要差(相对于农业增长而言)，人们可能觉得不可信或不好理解。其实也是可以解释和理解的。因为“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真正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间极短，1958—1962年间，特别是1959—1962年间，已经是特殊的时期了，既不是“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制度(因为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也不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反映的要素投入和产值变化情况不完全是“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下的情况。但是，1959—1962年的状况又确实是1958年制度的结果，因而在上面分段时，把这几年归为一段，即“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