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恶为人性之本质。但道德若要成为现实，仅讲性善是不够的，还必须为道德的必要性找到根据，作出说明。象山以本心来说明性善，用物欲来说明恶。



象山有时也用气禀来说明人与人的差别，但其用以说明道德必要性根据的恶的问题的，并不是气禀，而是与本心相对的物欲。物欲，象山也称之为利欲。人无不知爱亲敬兄，及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发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处指出，便爱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实学，与后世异处在此。（《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人之本心本是一个有良知、良贵的善心，不善来自于物欲对于人本心之害。象山把物欲对于本心的侵害称作陷溺或蒙蔽。陷溺、蒙蔽都是就心而言，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则其所贵者类出于利欲，而良贵由是以浸微。（《天地之性人为贵》，《陆九渊集》卷三十）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本心是善的，而不善在于物欲对于本心的陷溺或蒙蔽。

恶是与善相对立而存在的，有善必有恶，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恶却是反了方有。（《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恶既来自在于物欲，那么善与恶的对立，也就是物与我的对立。象山以《易》之《履》、《谦》二卦发明之：



《履》，德之基，是人心贪欲恣纵，《履卦》之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其成既定，则各安其分，方得尊德乐道。《谦》，德之柄，谓染习深重，则物我之心炽，然谦始能受人以虚，而有入德之道矣。（《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恶是由于心受到物欲的侵害，是人心的一种病态，所以象山说：某之所忧人之所病者在心（同上）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来无事，胡乱被事物牵将去。若是有精神，即时便出好。若一向去，便坏了。（同上）



象山以本心是否陷溺于物欲来区分圣贤与常人。他说：生知，盖谓有生以来，浑无陷溺，无伤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尔殊也。（同上）普通之人，则是心受到了物欲的侵害。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在于此。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权皆在我，若在物，即为物役矣。（同上）



象山以物欲来说明恶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理论在思辩性上虽不及朱子气禀之说，但其思想有胜于朱子气禀之说处。朱子以为人之根性之不齐，乃在于气禀，而人一旦出生，其根性便由气禀决定了。象山则以人皆有至善之本心，不善的人只是被物欲蒙蔽了，待其去此蒙蔽，则复见其本心。由此，他对气禀有定之说作了批评，这可从他对于《五行书》的批判中见出：《五行书》以人始生年、月、日、时所值日辰，推贵贱、贫富、夭寿、祸福详矣，乃独略于智愚、贤不肖。曰纯粹、清明，则归之贵、富、寿、福；曰驳杂、浊晦，则归之贱、贫、夭、祸。关龙逢诛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齐为饥夫，仲尼羁旅，绝粮于陈，卒穷死于其家，颜、冉夭疾，又皆贫贱，孟子亦老于奔走，圣贤所遭若此者众。闒茸委琐，朋比以致尊显，负君之责，孤民之望，怀禄耽宠，恶直丑正，尸肆谗慝，莫知纪极。又或寿老死箦，立伐阅，蒙爵谥，以厚累世。道术之纯驳，气禀之清浊，识鉴之明晦，将安归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长，各有盛衰。纯驳、清浊、明晦之辩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顾略于智愚、贤不肖，而必以纯粹、清明归之贵、富、寿、福，驳杂、浊晦归之贱、贫、夭、祸，则吾于《五行书》诚有所不解。（《赠汪坚老》，《陆九渊集》卷二十）象山在这里批评了《五行书》以气禀来论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的差别。这个批评虽不是针对朱子而发的，但就其所批判的思想而言，朱子也是可以对号入座的。例如他曾说：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 此种言论，直和《五行书》一般，此为其不及象山处。



3、恶



朱子与象山二人对于恶之来源有不同的见解，一曰气禀，一曰物欲，然而其对于什么是恶的解释却大体相同，二人都把欲作为恶的本质内容。这反映了理学中道学与心学两派在制欲主义立场上的一致性。



朱子说：天理有未纯，是以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尽，是以除恶常不能去其根。（《戊申延和奏札五》，《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这里，善与恶对举，天理与人欲对举。人欲即是恶之内容。所谓恶，是就是指有人欲存在。而这个人欲，朱子也同象山一样，把它叫作物欲、嗜欲或私欲。如：



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朱子语类》卷十三）

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朱子语类》卷八）

然人有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论语或问》卷十二）

况耳目之聪明，得之于天，本来自合如此，只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朱子语类》卷四十六）



朱子对于人欲甚为贬低，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辛丑延和奏札二》，《朱文公文集》卷十三） 人欲虽有如此之害，而人有耳目之官，人生于天地间又不能无欲，虽圣人也当不出于此。于是朱子便对人的合理欲望和人欲作了区分。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同上） 此寡欲，则是合不当如此者，如私欲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江永：《近思录集注》卷五。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后录》）在这里，朱子将人的本能和人的本能之外的欲望作了区分。人的本能是合理的，是人合当如此，这不仅不是人欲，而且还是天理，本能之外的欲望，则是人欲，则属于恶。



象山对于恶的认识，也是把人的欲望当作恶的内容。其所谓欲者，仍是物欲。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然则所以保吾心之良者，岂不在于去吾心之害乎？（《养心莫善于寡欲》，《陆九渊集》卷三十二）欲有时也与道对举。如：道可谓尊，可谓重，可谓明，可谓高，可谓大。人却不自重，才有毫发恣纵，便是私欲，与此全不相似。（《论语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一） 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杂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二） 部蠡、管之见，荡其私曲，则天自大，地自广，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岂不快哉！岂不乐哉！若诸公所可喜者，皆是专于向道，与溺私欲不同耳。（《与包敏道·二》，《陆九渊集》卷十四） 欲与道对立，直是善之对立面。



朱子与象山都把人的欲望作为恶的内容，或者说都和人的欲望过不去，这在思想渊源上与孟子有关。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上》）然而，朱陆用人欲来说明恶，却又与孟子思想绝不相类。这是因为：



第一、孟子虽讲寡欲，但并不否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性也。（《孟子·尽心下》） 程子解释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朱子《孟子集注·尽心下》引程子语）即按程子解释，孟子也并不否认人之欲望之合理性，而是认为不要过分地去勉强追求得不到的、实现不了的欲望。就在养心莫善于寡欲之下，《孟子》书又载孟子谈论曾皙嗜羊枣一事：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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