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或医疗），但区别是一个度的问题，而不是质的问题。

　　[20] 对那些政府出售资产的情况，我保留“民营化”一词，哪怕这些出售可能尚未达到绝对放弃控制。即使在一个显然“民营化”的制度中，政府通常保留重要的权力，例如通过许可或在新近民营化的公司中保留股份，这赋予政府在主要问题上的否决权并能阻止它所不希望的兼并，行政机关仍可以影响行业政策。同上。

　　[21] 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通常以私人控制将提高效益的理论为民营化辩护。但试比较John D. Donahue， The Privatization Decision （USA： BasicBooks， 1989）第35页（主张竞争的引入比决策者是公还是私更为重要）。民营化的反对者同样认为资本市场和公司会议与公共机构相比更能提供直接责任。然而，民营化无法保证负责任。它经常使保密成为可能，从而阻止了信息的流动，它还可能使私人不负违反宪法的责任。股东不容易要求公司说明情况。在有些情形下，私有制减少了在公有制情况下很容易获得信息的途径。见C. Graham and T. Prosser， “‘Rolling back the Frontiers’？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 Enterprises” in A Reader on Administrative Law （D. J. Gallingan，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批评者怀疑承包是否会导致牺牲管制方案的实体目标而追求效率。某些政府功能，包括管理污染，提供充足的住房建筑，消除歧视，保证教育质量或者保证向穷人提供教育，似乎与作为自身终极目的的效率不兼容，无法有效地民营化。的确，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任何介入（假设政府尚未介入），部分是通过市场失灵来证明的，而无法在公共选择的框架内予以充分说明。民营化的普遍情形迫使我们面对效率和其他价值如公平的潜在冲突。民营化的批评者认为，在一个主要是民营化的制度下，市场价值将必然被抬高到其他价值之上。

　　[22] 见Ira P. Robbins， “The Impact of the Delegation Doctrine on Prison Privatization” （1988） 35 UCLA L. Rev. 911.

　　[23] 同上。同样见Joseph E. Field， “Making Prisons Private： An Improper Delegation of a Governmental Power” （1987） 15 Hofstra L. Rev. 649.

　　[24] Robbins， “The Impact of the Delegation Doctrine on Prison Privatization”，同上注23，第930-934页。

　　[25] Field， “Making Prisons Private： An Improper Delegation of a Governmental Power，”同上注24，第659页。

　　[26] Robbins， “The Impact of the Delegation Doctrine on Prison Privatization”，同上注23，第934页。

　　[27] 这使人想起国会和独立管制机构之间原始授权的问题，以及试图在政策的选择和执行之间保持一条清晰界限的不成功的努力。

　　[28] Aronson， “A Public Lawyer‘s Response to Privatization and Outsourcing，” 同上注12，第65页。

　　[29] 同上，第54-55页，提供了一个为澳大利亚邮政投递邮件的私人承包者对一领取养老金的人的邮箱造成了损害，他却难以获得赔偿的例子。

　　[30] 在这一点上，感谢Mark Seidenfeld就私人行使强制权的特别危险这一问题所作的非常有助益的评论。

　　[31] 见A.L.A. Schechter Poultry Corp. v. United States， 295 U.S. 495 （1935）； Carter v. Carter Coal Co.， 298 U.S. 238， 311 （1936）； Panama Refining Co. v. Ryan， 293 U.S. 388 （1935）。

　　[32] 见Krent， “Legal Theory： Fragmenting the Unitary Executive：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utsid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同上注8；Robbins， “The Impact of the Delegation Doctrine on Prison Privatization，”同上注23.

　　[33] Krent， “Legal Theory： Fragmenting the Unitary Executive：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utsid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同上注8，第85-89页。

　　[34] Harold J. Abramson， “A Fifth Branch of Government： The Private Regulators and Their Consitutionality” （1989） 16 Hastings Const. L. Q. 165 （指出消费者安全委员会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建立了类似的适用私人制定的标准的政策）。同上，第173页。制定标准的有影响的私人团体，包括美国检测和材料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国家防火协会（the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见Franco Furger， “Accountability and Systems of Self-Governance： The Case of Maritime Industry” （1987） 19 L.  Pol. 447，援引了大量的标准制定组织。

　　[35] James W. Singer， “Who Will Set the Standards for Groups That Set Industry Product Standards？” 12 National Journal 721 （1980）。州和城市同样采纳建筑规则中的自愿标准。

　　[36] 这是在该机关创立之后几年中，建立OSHA标准的主要方法。见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of 1970， Pub. L. No. 91-596， 84 Stat. 1590 （1970） （codified as amended at 29 U.S.C. § 656 （b） 1982）。该法指令劳动部长公布任何国民同意的标准，除非他确定其不能促进安全或者改善健康。见Sidney A. Shapiro and Thomas O. McGarity， “Reorienting OSHA： Regulatory Alternatives and Legislative Reform” （1982） 6 Yale J. On Reg. 1， citing 29 U.S.C. § 651.

　　[37]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dvancement Act of 1995， Pub. L. No. 104-113， 1996 U.S.C.C.A.N. （110 Stat.） 775 （codified in scattered sections of 15 U.S.C.） 另外，当这样的参与与行政机关的任务、权力、优先权和财政资源一致的时候，该法要求行政机关参与自愿标准的开发。

　　[38] ANSI是一个私人团体，本身并不编写标准，但却像技术、职业和贸易协会制定的规则的交流中心那样运作。结果是，它的影响非常之大。有关私人制定标准的综述性论文，见Robert W. Hamilton，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Standar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tory Federal Standards Affecting Safety or Health，” （1978） 56 Tex. L. Rev. 1329.

　　[39] 见Singer， “Who Will Set the Standards for Groups that Set Industry Product Standards？” 同上注36，第722页（声称除了ASTM资助的消费者参与它的某些委员会之外，其会员只有14.6%是由个人组成，包括消费者、生态学者、顾问）。无论是国内组织，还是如国际标准组织（ISO）这样的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其委员会由于缺少均衡代表而容易受到批评。和国内的对应组织一样，ISO制定标准的过程没有广泛的参与，并且受到代表行业利益的技术团体的控制。美国国家标准协会（the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是ISO在美国的代理人。

　　[40] 见Andrew F. Popper， “The Antitrust System： An Impedi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gotiation Models” （1983） 32 Am. U.L. Rev. 283（citing Hydrolevel Corp. v. American Soc‘y of Mechanical Eng’rs， Inc.， 635 F. 2d 118 （2d Cir. 1981）， aff‘d， 102 S. Ct…… 1935 （1982）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在双方合意的私人标准制定过程中采取反竞争行为的例子）。

　　[41] Negotiated Rulemaking Act， 5 U.S.C. §§ 561-570 （1994）。

　　[42] USA Group Loa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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