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Potential as a Tool for Change，” 同上注50，同样见Gunningham and Grabosky， Smart Regulation，同上注16.

　　[80] 见Gunningham and Grabosky， Smart Regulation，同上注16（指出化工行业相对成熟、贸易协会的权力以及所有公司消极公开都容易遭受批评的共同利益）。

　　[81] 见George S. Hawkins，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Changes in Congress and EPA” （1997） 11 Nat. Res. And Env. 42 at 4. 作为ELP的一部分，EPA第一行政区创立了一项称为“Star Track”的项目，根据该项目，EPA以迅速做出管制决定以及降低报告和记录保持要求的形式，予以已经取得资格的公司较轻的惩罚和灵活的管制。为了取得资格证，公司必须由独立的第三方做出评估。该资格证要求实施环境管理制度，ISO14000基准并且完全服从审计。

　　[82] 见Jweeping Er， Howard C. Kunreuther， and Isadore Rosenthal， “Utilizing Third-Party Inspections for Major Chemical Accidents” （1997） 18 Risk Analysis 145.

　　[83] 最近，国会修改了该法第101节（20）以减轻贷方的负担。该节现在阐明了施加管理控制的“可能性”（potential）作为对贷方施加义务的基础是不充分的，当从事理性商业活动的贷方取消赎回权并安排出售时是没有义务的。该修正案是在上诉法院对贷方施加义务的标准有分歧时做出的。见United States v. Fleet Factors Corp.， 901 F.2d 1550 （11th Cir. 1990） （裁定标准为“具有控制的可能”）； 而在Bergsoe Metal Corp.， 910 F.2d 668 （9th Cir. 1990） （裁定标准为“实际控制”）； Kelley v. E.P.A.， 15 F.3d 1100 （D.C. Cir. 1994） （由于超越了行政机关的裁量权，EPA的规则将第101节（20）解释为要求“实际控制”是无效的）。

　　[84] Paul R. Kleindorfer and Eric Orts， “Informational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s” （1998） 18 Risk Analysis 155.联邦法律如the 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 to Know Act和州的倡议，如加里福尼亚的65号提案，要求企业披露它们对有毒化学物质的使用。65号提案是在1986年11月4日的普选中，由选民提议通过，用来执行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Toxic Enforcement Act， Health  Codes， §§ 25249.5-25249.13. 根据其规定，州长必须公布致癌的和可再生有毒化学物质的名单。严禁将这些化学物质排放到饮用水源。

　　[85] Richard C. Rich， W. David Conn， and William L. Owens， “Indirect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The Case of SARA， Title III” （1993） 21 Policy Studies 16.

　　[86] 关于高度官僚化的契约机制和自愿的、命令性较低的机制之间的区分，见Peter Vincent-Jones， “Respons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Public Services Provision： A Future for the Contracting State” （1998） 61 The Modern L. R. 362.

　　[87] 当最高法院最近判决私人监狱警卫不具有豁免囚犯指控违反人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42 USC § 1983 （1964））诉讼的资格时，它承认在私人监狱情形下，市场力量可能起到的作用，见McKnight v. Rees， 88 F. 3d 417 （1996）， aff‘d 117 S. Ct. 2100 （1997）。法院推定，“其警卫过于放肆的公司会面临损害赔偿，从而增加成本，因而可能被另一个承包人取代，但是警卫过于温和的公司会被更安全的以及具有更高工作效率记录的公司取代。在公司是有系统地组织、独立操作、负有投保的法律义务并且在三年之后必须重订前一份合同的地方……这样的市场压力是现实存在的。在这种情形下，公司雇员与政府雇员是有区别的，那些政府雇员是在选举官员向选民负责的制度内行事，这一制度通常以规定雇员职业安全，但限制政府部门奖惩个别雇员的任意性的文官服务规则为特征的。”同上，第2105-2108页。

　　[88] 见Stephen Gardbaum， “ New De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Unshackling of the State” （1997） 64 U. Chi. L. Rev. 483. （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在某些领域的判决同时授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管制活动，否认了联邦政府以州的损失为代价获得权力的零合观点）。同样见Morton Grodzins， The American System： A New View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aniel J. Elazar ed.， Chicago： Rand Mcomally， 1966）， 第7-8页（用裱饰大理石花纹的蛋糕（marble cake）的比喻来形容美国的联邦主义）。政府间关系的学者批评二元联邦主义模式（排除联邦和州权力共存的领域分离的模式）试图在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建立分等级的竞争关系。他们也指责法学家过于集中于宪法对权力的分配，忽略了实践中政府关系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见Deil Spencer Wright， Understanding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Public Policy and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s in the Local， State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North Scituate， Mass.： Duxbury Press， 1978）。 尽管宪法研究已与二元联邦主义模式脱钩，零合的观点在有关管制权分配的讨论中仍是若隐若现。

　　[89] 见Richard L. Revez， “Rehabilitating Interstate Competition： Rethinking the ‘Race-to-the-Bottom’ Rationale for Feder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1992） 67 N.Y. U. L. Rev. 210； Daniel C. Esty ， “ Revitalizing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 （1996） 95 Michi. L. Rev. 570； Kirsten H. Engel， “Stat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etting： Is There a ‘Race’ and is it ‘to the Bottom’？ ” （1997） 48 Hastings L. J. 271.

　　[90] 试比较South Dakota v. U.S. Dept. of Interior， 69 F. 3d. 878 （8th Cir. 1995），因为其他理由被撤销发回重审，117 S. Ct. 286 （1986）（宣布对内政部占有托管土地的授权是无效的，因为缺少相应的立法标准）。

　　[91] 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Rehnquist）已表明他支持复兴该原则以宣布对行政机关极度宽泛的授权无效。见Industrial Union Dept.， AFL-CIO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448 US 607 （1980）。

　　[92] 尽管学术上对此原则普遍不满，最高法院似乎既不愿意卓有成效地加以适用又不愿意完全放弃。见David Schoenbrod， “The Delegation Doctrine： Could the Court Give It Substance？” （1985） 83 Mich. L. Rev. 1223（制定了控制不恰当授权的一项标准并且为之进行鼓吹）。同样见David Schoenbrod，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认为授权削弱了民主政治）。试比较Jerry L. Mashaw， “Prodelegation： Why Administrators Should Make Political Decisions” （1985） 1 J. L. Econ.  Org. 81（认为宽泛的授权增强了行政系统的敏感度）。

　　[93] 见Krent， “Legal Theory： Fragmenting the Unitary Executive：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utsid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同上注8.当私人团体仍然“在公共监督机构的监督下行事”时，即使没有执行分支监督的存在，法院也似乎比较能容忍这样的授权。

　　[94] 煤炭卡特尔案，同上注32，第311页（“当然，生产煤炭和对其生产进行管制之间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前者是私人活动，后者则必然是一项政府职能”）。即使是认为大多数对私人的授权，可以在不妨碍宪法第二条规定的一元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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