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滞后和缺失，让这类办学机构潜伏了管理、文化和教育质量方面的危机，也招致了人们对其对本地社会影响的批评。[6]有人认为，跨境分校是一种“学术帝国主义”，因为这类学校的进驻，可能让本地政府降低确保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公共利益的控制力。国际分校的建立也可能加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现象，因为这类学校的收费通常较高，容易强化一个更加不平等的高等教育制度。

 

　　有关合作方对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分析的不充分，导致跨境分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充满了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跨境分校纷纷建立，但其中有些经营惨淡，有些则已关闭。生源不足和经费支持乏力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各国跨境分校的办学经验及其遇到的问题和原因各不相同，但这类学校对于环境的敏感性是相似的。

 

　　近些年，美国一些高校海外分校遭遇的困境值得我们关注[7]：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的中东地区分校曾高调亮相，最后却以闭门告终；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发现在塞内加尔的办学成本太高，还不如将当地学生直接带到波士顿，于是关闭了那里的一所分校；因为阿联酋对以色列的政策饱受批评，康涅狄格大学放弃了在迪拜开分校的计划。像杜克、耶鲁和纽约大学这样的精英学校在推行海外分校计划时，也遇到了本土教师不同程度的抵制，他们对分校的财政、教育质量和学术自由等问题不无担忧。

 

　　尽管跨境分校发展势头迅猛，“泡沫”、“不可持续”、“空壳”等却是很多学者用来描述这类机构的词汇。概括而言，当前国际上跨境分校面临的挑战包括：

 

　　1.生源市场的不确定性与一般院校相比，跨境分校有其特殊的生源市场定位——在举办国，就是针对那些有留学愿望却难以马上如愿的学生群体。这一群体的数量并不稳定，他们对于跨境分校的认同度主要取决于这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制度、文化等要素能否与母体院校实现“无缝对接”，当然包括学费在内的各种成本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因此，跨境分校特别需要研究并确立生源市场——特别是在跨境分校数量不断增加、彼此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2.师资队伍的不稳定性对于那些主要依赖海外师资的分校来说，如何拥有一支质量和数量均稳定的专职教学、科研和行政人员队伍，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例如，对于那些来自母体学校、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教师来说，显然难以“单枪匹马”在海外分校长期开展研究，而是否从事高水平的科研活动是办学质量能否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3.合作双方的不同动机和利益兼顾选择“国内留学”的学生期待分校能忠实地复制母体大学的办学环境和质量；分校的“出口方”更关心母体院校制度在分校的连续性和管理成本控制问题；分校的“进口方”更关心项目的社会辐射效应，而且“进口方”的主体可能包括当地大学、地方政府、赞助机构等。跨境分校有关主体的利益差异纷呈，会引起跨境分校发展方向的诸多变数。

 

　　4.学术管理制度的矛盾协调跨境分校的学术管理涉及母体院校对分校办学环境（包括基础教育、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的适应，对来自母体院校学术社区反响的回应，还需要考虑与接受国家学术制度的相互适应问题。这些矛盾关系不可能在合作双方的初始协议中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它是一个需要合作双方（包括政府部门、大学领导、学术人员）持续扩大认知和相互协调的过程。

 

　　三、在华跨境分校：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作为集聚了经济快速增长和高等教育需求持续旺盛双重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无疑是国际上跨境分校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在华跨境分校的发展，既有国际上跨境分校发展相似的特点，也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和问题。

 

　　目前，中国大陆的跨境分校集中在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个地区。已经开始办学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园、开设本科及以上层次课程、颁发国（境）外母体大学文凭的教育机构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北师大—香港浸会联合国际学院（珠海）等。正在建设、即将开办的跨境分校包括上海纽约大学、杜克大学昆山校区等。一些正在中国大陆寻求开设分校机会的美国高校还包括：卡内基—梅隆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

 

　　世界顶尖大学院校纷纷在中国内地开设分校，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道独特风景。我们可以期许这类办学机构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深度改革带来机遇，但也必须对其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有充分估计。毕竟中外合作双方对于举办跨境分校都缺乏足够的经验，其市场定位也有待进一步明细化。根据“中国市场研究公司”（China Market Research Group）最近一项针对杜克大学昆山分校办学前景的调查[8]，在被访的50位本科生中，只有10%的学生会考虑毕业后直接去该分校读研究生（该分校计划首先开办管理学的研究生课程），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分校的国际化程度不够高，而且分校的办学质量可能与美国的母体学校存在差距。另外，有16%的学生认为，如果有机会在美国就读两个月，他们会考虑进入这个分校；30%的学生认为，如果课程的一半时间安排在美国本土，他们会考虑就读该分校。这方面，被调查家长的态度更为明确，他们愿意每年支付4.1万美元送孩子进美国本土的知名大学读研究生，但是没有家长愿意支付同样多的钱送孩子上这样的分校。

 

　　目前，我国尚没有实施对国内跨境分校办学质量的系统评估，但是有些现实问题已经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中之一是跨境分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问题。有调查显示，国内已有国际分校的大多数毕业生选择了出国深造，这引发了人们对于这类学校旨在“为国外高校输送生源”的质疑③。从就业角度而言，虽然这些学校毕业生在国内就业形势相对较好，但我们尚不能确定这是否得益于跨境分校的教育“附加值”，抑或这些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因为国际分校里的不少学生本身就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家庭。

 

　　从目前已经在中国内地开办的分校的经验看，这些办学机构在人才培养模式、考试、学业成就、办学管理等方面，与内地大学相比显示出明显的特色。但与人们对这类大学的期望相比，尚存在一些困境：招生自主权依然没有真正落实，多元化招生需求难以满足；在新颖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下培养的本科生，毕业后难以进入国内大学就读研究生；这类学校中的国际化师资难以融入国内现有的科研项目申报系统。[9]

 

　　另外，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跨境分校的规模和影响力毕竟非常有限。这类院校能否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带动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与国内公、私立院校之间的良性竞争，尚有待观察。同时，这类院校参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路径也有待探索。而更为重要的是：跨境分校申请和办学过程中，政府服务职能的缺失、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等制度性障碍一直存在。例如，在学历认证上，现行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施学历教育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由于外国高校普遍只颁发学位证书，在中国的跨境分校的毕业生，虽然获得了外国院校的学位证书，却没有学历证书。因此从法律角度看，这些学生不能获得国家的认证，在随后的就业、升学、户口安置等问题上就会陷于困境。

 

　　跨境分校发展的市场潜力并：不能掩盖其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我国的教育决策部门需要密切关注这类机构的国际发展动态，跟踪国内国际分校的办学情况，并对如何进一步在我国推动跨境分校健康发展制订通盘的规划。在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参考国际经验和现有国内跨境分校的办学经验，全面反思并着手修订现有中外合作办学方面的法律、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