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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

发布时间： 2003-11-23 作者：陈嘉珉

  内容提要 在人口思想理论上，汪士铎与马尔萨斯有着基本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贫困、动乱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汪士铎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汪士铎人口思想中的积极内容是：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人口每30年增长一倍的思想；比较科学地阐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提倡晚婚和优生；提出了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富民思想；提出了与人口问题相关的重商思想。

 

  关键词语 汪士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理论

 

  汪士铎（1814—1889），字梅村，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清末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经过商，中过举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为业。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记》、《梅翁笔记》、《南北史补记》、《水经注图》等。留存下来的只有前三种，其中《乙丙日记》是一部谈人口问题的主要著作。

  学术界曾经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际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先生认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个头衔应该归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汪士铎。”［1］我1994年在赵靖先生门下进修时，先生就这个话题亦提到过几次。笔者由此受到启发，于是试图把汪士铎与马尔萨斯进行对比研究，总结他们的共同之处，并进一步探讨汪士铎这个在建国以后学术史上历来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内容。

  一、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共同点

  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铎早半个世纪，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汪士铎则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两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马尔萨斯同时还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汪士铎由于处在半殖民地时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某些方面的影响，对此并不陌生。他们两人的人口经济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

  （一）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

  马尔萨斯认为，由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的有限，而食物又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加上两性间必然的情欲不断加剧着人类的繁殖力，因此其结果，人口的增长势必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还把这二者之间增长的比例关系数量化。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2］

  汪士铎也有和马尔萨斯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穷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虽然没有象马尔萨斯那样，认为生活资料和人口是按日趋扩大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增加，但仍明确地指出“国家人浮于地者数倍”、“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乙丙日记》卷三）。他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导致贫穷。这与马尔萨斯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二）关于生活资料低速增长的观点

  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就要回答为什么生活资料会增长得慢，而人口却增长得快。

  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增长得慢的原因，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存在着一个肥力递减的规律。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收益会依次增加；但当投资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增加的收益（利润）就会依次减少。这里应当注意，马尔萨斯并没有排除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只不过他认为那不会改变质的区别，农业生产技术只会有可能调节递减数量的进程。农业技术的改进，会使投资的增加和利润的递减“这两桩事情不一定老是采取一致的步调”罢了，因此“当资本一再投入土地时，它的利润最后总会渐次递减的”［3］。正是这种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造成了生活资料增长的缓慢。

  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论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而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则缺乏这样一个看似“深刻”和“科学”的根据。但汪士铎虽然没有使用“土地肥力递减”这一名词，实际上也意识到了土地肥力和农业技术这两个问题，不过这二者在他看来全都是令人绝望的。他说：由于“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乙丙日记》卷三）一切可以垦种的土地都种植了庄稼，自然资源全都利用完了；农业种植技术已开发到了尽头，糠壳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连草木都没有了，仍然不够吃，人为的力量已经毫无办法。在他看来，现有生活资料来源已经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了。

  （三）关于人口高速增长的观点

  为什么人口增长得快，马尔萨斯认为是男女之间情欲的客观存在。他说：“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4］由于两性间情欲的无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长也是延续无限的。

  汪士铎没有深究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却正确看到了中国特有的现实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中，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人们“拘守旧俗，牢不可破”（《乙丙日记》卷二），“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乙丙日记》卷三），“喜丁旺，谓为开族”（《乙丙日记》卷二）。这些落后的观念和习俗，无疑是中国广大农村喜早婚多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我国农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旧意识观念仍是和汪士铎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情况一脉相承的。与这些封建落后思想进行斗争仍是目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尔萨斯的“情欲”论和汪士铎的“旧俗”论，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长的自然方面的客观原因，而忽视了产生过剩人口的社会原因。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决定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的时候，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就会对它起一种决定性的反作用。马尔萨斯所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剩人口，是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可变资本需求的过剩人口。而在汪士铎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土地和其它社会财富兼并现象的发展不断产生出大量丧失土地和失业的“游民”，很显然这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可见马尔萨斯和汪士铎的绝对过剩人口思想都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演变的决定作用，但他们还是正确指出了人口自然增长的部分客观原因。

  关于人口增长率，马尔萨斯继承和发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人口在无妨碍条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铎则继承和发展东方中国先驱者们的思想，提出在无妨碍条件下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这是一个十分有趣、有意义且相类以的观点。他们都强调这样的增长率是在无任何妨碍的太平时期，用汪士铎的话来说就是“盖承平久，孳息繁衍”（《乙丙日记》卷二）。因此他们探讨的实际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贫困、动乱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

  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汪士铎，他们探讨人口问题，着眼点都是放在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上，而忽视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这样，当他们把这种人口理论用以观察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把现实社会中贫困、动乱的根源归之于人口过剩问题，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方面找原因。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试图说明，由于食物供应赶不上人口增长，因此导致人口大量过剩，贫困、罪恶等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口的过量增长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与社会制度无关。汪士铎也说：“人多则穷”、“世乱之由：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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