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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流失的事实存在经郎咸平无情的揭露变得明朗化了，也成为了近两年经济学界一个极其热烈的话题。现在，国企改革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决策关口，哪些要改，哪些不要改，怎么改？都成为敏感的话题焦点。
  国有国营的领域过去覆盖面比较宽，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一个曾经实行错误的完全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但是，其中也有民生的必要需求领域和非必要领域之分。
  经营良好的国企可以卖掉。经营良好的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因为业绩优良而有理由得到高额报酬而具有买下国企的实力，可以参与国企的拍卖。但是，现在不是这样，而往往是国企在持续亏损无法经营的情况下被定向卖掉，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谁买走的国企？谁有这个财力？事实是众多的国企卖给了原来的管理层，那么，国企管理层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是如何积累了个人财富的？
  这就是对MBO的质疑的根本问题。基于此，不论郎咸平教授的报告当中有多少财务计算问题和计算依据的合理性问题，都无损于郎咸平教授所提出的问题的正确性。这就像无论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多少技术性错误，都不会有损于因拷问资本原罪而确立的地位。
  或许有人说，这样将经济学导向了政治。没错，在宏观层面涉及到所有权和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就是政治，原罪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郎咸平才能够在公信力调查中唯一获得超过30％的信任票。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前上市公司的上市退市历程来看看国企改革的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有助于大家明白国资是这样流失的。
  沿海某大都市某国企在上市之前，在公司化股份化的改革当中开始了上市的准备工作。原本业绩平平处于亏损边缘的企业，在公司管理层的一手操办下，组建了一个为上市而专门设立的财物机构，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过这个专门机构的整理，便莫名其妙地达到了上市所要求的连续N年盈利的标准，当然，其中的主要手法就是“剥离不良资产”，仅仅把“优质资产”部分用来上市。
  变成上市公司之后，公司员工每人都分得了若干股内部股份（暂且不谈这种内部股获得的合理性）。不用说，公司管理层个人名下的股份是一般员工的N倍之多。但是，管理层的股份是实的，而一般员工的内部股是虚的。何谓“虚”的？就是其实没有员工看到拿到这个内部股的股东证明或者持股证明，仅仅是大会上宣布每人N股，也不用你掏钱来买。然后，公司财物将这些名义上为员工所有而实际上在公司手上的股票集中操作用来炒股。
  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股市的圈钱性质，总体上是不分红的，因此，在没有分化的情况下，持续炒股的惟一后果就是和大盘一同亏损，连“纸上富贵”都谈不上。当股票价格持续下落的时候，公司由于没有实质性的经营基本面的改善，仅仅是换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外衣，自然是很快变成了ST。这时，公司管理层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又以保全职工利益的名义，把本来就不在职工手中的股票全部卖给××证券公司，员工每人分得了不到千元的现金。从此，员工全部有过去的“主人”变成“股东”，又从“股东”变成了对公司资产毫无所有权的打工者。
  当ST的牌子挂起来之后，就有人说话了，说这种公司化改革是不对的，依然存在着问题，经济学人呼应说问题是所有者缺位，应该彻底理清产权关系，应该将公司卖掉，由国有国营变成实质性的民营，由民营资本来接管国有资产。
  但是，你如果就此认为国企有了出路就大错特错了。把国有变为民营的口号恰恰是在许多公司管理层人员的口中提出来的。他们所谓的民营之“民”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全社会之民。已经ST的上市公司在管理层的推动之下，又开始了“深化”改革，准备把公司向民营企业转变了。
  管理层私人如何可以接手一个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即便是定向卖给他们，他们愿以出这么多钱来买下吗？当然不愿意。既便是愿意，能说得清收购的资本从何而来吗？但是对私有资本的渴望激发着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有办法，那就是先把亏损企业进一步变成一个彻底破产企业，把国资的帐面数量变成零乃至负数。这时，负价格转让就不存在买不起和不合算的问题了，而且说起来还要感谢接手负价格国企的人呢。同时，把原来处心积虑组建的集团公司，再次分割为一个个分公司，化整为零。
  如何让一个庞大的国企转赢为亏摇身变成一个资不抵债的负价格企业？办法有二：第一，公司管理层已经不把苦心经营获取利润当作目标了，而是将亏损当作目标了；第二，再次组织人员对公司帐务进行“技术性”处理。也就是说，要制造一个帐面上“亏损严重”的企业出来。
  在对财务进行技术处理的时候，公司的另一个负担——“人员”怎么办？好办。前面集中转让股权的做法就是为此进行铺垫的。现在，员工已经不是公司的股东了，随时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局面。这家公司的上层管理层不会亲自出马让员工下岗，而是把这个棘手的事情交给下面中层干部来做。中层就愿意做这个事情？除了行政命令之外，就是诱之以利：企业要分割出售给个人了，你也可以买下你这个分厂或者车间啊，你留这么多工人干什么？
  这些中层不仅仅要赶人，还有在上层的授意下对资产进行“技术处理”，协助做帐。比如把以往的产量的生产日期进行“生日变更”，这样，许多刚刚还在隆隆作响的设备都变成了“长期闲置不用”乃至“报废设备”，自然就可以等待处理了。等这些中层做完这些得罪人的事情之后，等待自己可以廉价收买工厂的时候，高层管理者出面了，把他们调离原有岗位，或者委以一个更高的“虚位”，或者直接令其赋闲在家，工资一分不少（比普通的下岗员工强多了）。眼看着到手的肥肉不见了，拿着工资赋闲也不敢吭声，只有心里暗暗咒骂上司的阴险和政治险恶。
  当然，让许多员工走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下岗补贴了，买断工龄了等等。但是，这个代价恰恰是管理层心中期望的，它直接加剧了公司资产的负价格进程，而且支付这个代价的又不是管理层个人，而是国家。
  到此为止，国企转民营的条件全部创建完成了，只要有人出面从经济学理论上再进行一番论证，什么产权要明晰了，什么私有权不可侵犯了，什么所有者不能缺位了，什么恒产才有恒心了等等，就“理直气壮”“名正言顺”了。当然，此时管理层还不能就此将国有资产划为己有，他们会将这个或实烂或虚烂的摊子踢给政府，由政府出面求他们来接手这些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就这样在半推半就当中化为了乌有。严介和可以一夜之间以零价格拿下N个国企还要表示接手的都是烂摊子而不屑一顾，今后懒得染指国企。
  但是，管理层也有在国资民营化的游戏当中失手的时候，比如国资委不让管理层参与收购，叫停MBO，用拍卖的方法进行国企民营化的处理。如果玩到这个份上，企业管理层也只有傻脸了。严介和接手的那些国企的管理层都是一夜之间靠边站了。这种做法虽然没有让恶意导致企业亏损的某项管理人员拾到处心积虑已久的便宜，但是却给后来的无良经营者提了个醒，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加剧管理层人员以权谋私暗中鲸吞国资的现象。
  面对以上的情况，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郎咸平当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提出要实施“严刑峻法”，惩治这种恶意掏空国有资产的行径。但是，一切都在“改革”的名义之下进行着，严刑峻法敢动到“改革者”的头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