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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商业周期姓“公”还是姓“私”杨英杰在商业周期理论中，无论是纯货币理论、消费不足理论还是心理理论，都与投资过度理论密切相关。投资过度引起货币需求的急剧变化，因投资过度引发的价格下跌促使消费者买涨不买跌而导致消费不足，投资过度引致的利润率下降也是诱发心理恐慌的主要因素。总而言之，投资过度理论对于商业周期的成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几个商业周期，其原因完全可以用投资因素来解释。统计表明，从1978年到2004年，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之间、当年通货膨胀率与滞后一期的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之间高度相关。历史上看，我国商业周期的波长与波幅，无不与宏观调控相关。从历次宏观调控来看，控制投资成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几次大的波折，每一次都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有关。投资过度膨胀，必然大量占用耕地，引起播种面积的减少，影响粮食生产的增长和农民的增收；投资过度膨胀，必然要求信贷的过度增长，反过来信贷的过度增长，又推动投资过度猛增；投资过度膨胀，必然加大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加剧煤电油运紧张的矛盾，进而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增加了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可以说，投资过度膨胀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痼疾、顽症。既然投资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经历的和正处其中的商业周期，那么，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成分的经济因素将对商业周期起主导性作用。我国的经济成分主要为三种：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私有经济）。关于这三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在国民年经济中所占比例，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9月16日在其就中国经济发表的第一份报告中估计，私营经济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从1998年的50%增加到2003年的59%。里昂证券（CLSA）9月13日以“中国资本家”为题的报告声称，私营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超过了70%。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2年，在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中，国有经济占比43%，如果加上集体经济则占比升至57%；而在当年的工业增加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48%，如果加上集体经济则占比升至56%。也就是说，根据官方的统计，私营经济无论从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从工业增加值上看，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都不会超过50%。如果再加上国有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保险、机场、铁路等行业或领域，私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会下降到30%左右。从2004年4月份开始的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宏观调控，同以往一样，带有非常明显的行政色彩。当然，除了依靠行政命令以外也运用了加息等市场导向性措施，投资限制措施只针对特定的几个行业，主要是房地产、钢铁、水泥和电解铝。根据国家发改委近期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本轮宏观调控目前来看尚未到位。因为目前抑制投资增长的四个因素（土地闸门控制较严、信贷政策依然偏紧、房地产投资温和回落、企业盈利水平增幅大幅下降）虽对私人投资有直接的抑制作用，但是对本轮以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而言，其效果会大打折扣。比如，土地未征先用现象在许多地方已经悄然进行，2005年农用地转建设用地计划为400万亩，各地申请用地量是计划的3倍，由此也可见投资扩张之压力；在资本市场全面收紧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投资人是从非正规资本市场上自筹资金，如民间高利贷市场等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非正规金融的融资规模已经占到了投资来源的30%以上，再加上地方政府对城市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政绩工程对贷款利率的不敏感，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冲淡了“紧信贷”的政策效果；另外，房地产投资在2004年高基数上仍继续上扬；工业企业盈利水平增速尽管在下滑，但目前仍达到20%左右。我国的城市化和重工业化进程方兴未艾，有投资潜力的项目并不缺乏。以上这些因素都说明地方政府主导和保持投资高增长的内在因素依然存在。比如今年1－8月的数据表明，政府部门在财政收入增幅明显降低的情况下，大幅度地提高了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尤其是在基建支出增幅方面更是一马当先。可以说，本次调控效果不到位，在于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没有到位。我国历次宏观调控之所以都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是因为调控的目的——控制投资的过度膨胀的行为主体是以各级政府为主。尽管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是毋庸置疑，但从投资角度来看，私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中仍是处于配角地位，由此也决定了宏观调控的方式多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因为以市场的方式来调控以公有投资为主体的经济并不奏效，美联储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利率，这种货币政策手段在我国往往并不成功，因为公有经济对利率的敏感性并不强，而作为信贷投资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靠增发贷款、扩大分母的办法来降低不良贷款率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另外，政府对信贷的过度干预也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回到文章的标题，仅从宏观调控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手段来看，以市场为基础的私有经济在我国商业周期的形成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商业周其具有很明显的“公”的性质。由此我们也可以做出判断，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我国经济体制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换、财政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及投资的调控体系、监督体系、引导体系的健全方面，还肩负着很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