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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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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50年的发展中，宏观经济的理论讨论和分析是一个相当活跃而又成果甚丰的领域。它不仅随着中国经济的波动起伏而展开和深化，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和实现了理论范式的转换，既有很大的前进和创造，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一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操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显示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实践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一、历史回顾
　　
　　由于发生了理论范式的转换，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自然要对转换前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一个恰当的总结和评论。
　　（一）阶段划分
　　从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的。讨论的中心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具体进程又分为起步、繁荣和总结三个阶段。
　　1952年，中国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历史任务，紧接着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这时，适逢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中国经济理论界以学习和宣传该书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论述为契机，围绕着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着重讨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符合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关系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与此同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讨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如何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基本建设和人民生活保持一定的发展比例的问题，提出了进行综合平衡，保持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标准和数量界限。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集中反映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中。这是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
　　再生产理论讨论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60年代前半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实验，发动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主流的理论思想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和否定客观规律性；主张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宣传只要高速度，不讲按比例，结果是遭到了巨大的失败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失败和挫折教育了人们，成为这场讨论的直接原因。当时，老一代经济学家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等组织和发动了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三大理论讨论，一批颇有建树的理论文章发表，尤以杨坚白、刘国光、董辅礽为代表，80年代出版的刘国光和董辅礽这个时期的文集《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 和《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 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状况和水平。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针对盲目增加积累，扩大投资，以求扩大再生产，忽视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讨论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2）针对重工业增长过快，轻工业和农业相对萎缩，比例严重失调和经济调整的需要，讨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制约作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以及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协调发展问题，3）以此为背景，在再生产公式的具体化和固定资产再生产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一届四中全会又针对“文革”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继之而来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的失误，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实施了第二次的经济大调整，与此同时，对30年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再生产理论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中心。这时，除了继续讨论过去提出的问题以外，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有所开拓，但在深度上前进不大，实际上带有总结和普及的性质。热烈的讨论促成了《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的出版，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 和《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有关范畴的分析》 等一批专著的问世。
　　（二）理论争论
　　从50-80年代，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体系的内容、意义和局限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以举例的方式，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些重要原理作了概括和说明，但是，这一概括既不全面，有的也不大恰当，如“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60-70年代，我国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有人从再生产的环节、方面和类型方面加以概括 ，有人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垫支资本和机能资本的关系上加以考察 ，有人从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国民收入方面加以说明 。所有这些都突破了斯大林的论述，不足之处是缺乏系统性。80年代的讨论弥补了这一缺陷。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二，一是罗季荣 从六个方面（社会产品、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社会再生产的形式、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的形成和分配）概括了34条原理，优点是比较全面，缺点是逻辑层次不清，体例繁简不一，一些概括有欠妥当，如把“关于劳动量按一定比例分配的原理”仅仅看作是简单再生产的原理。二是刘国光和张曙光 从五个方面（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类型，关于社会产品的构成，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关于再生产中补偿、积累、消费和后备问题，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的市场实现和货币运动问题）所作的概括，优点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且第5点突破了马克思理论的范围，缺点是一些重要问题并未涉及，如对外贸易、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
　　对于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对已有理论的概括和表述，而在于对它的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虽然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但并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调节问题，虽然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问题作过一些设想和预言，但所设想的是直接计划的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既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局限于最抽象的层次，为了揭示社会产品实现的最一般的条件，不得不舍掉很多因素，那么，它就只能揭示再生产过程的本质联系，而无法说明它的具体过程。如不讨论价格的现实运动和竞争理论，假定“不发生价值革命”，就无所谓通货膨胀，总量关系分析就缺少了一个基本内容。尽管人们试图把一些舍象掉的因素引入，使再生产公式具体化，但80年代中期以前的讨论仍局限在本质关系上作文章。这样，就无法对总量关系和宏观经济运行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2，关于再生产的类型问题
　　基于60年代初经济调整的实际，关于再生产类型问题的讨论集中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简单再生产是否存在，其与扩大再生产的区别和联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和尺度，以及如何运用二者的关系指导和调节现实的经济运行。经过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简单再生产既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又是一个“现实的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与生产和基建、维修和制造、采掘和加工、更新改造和新建扩建的关系既有相似之处，又不能简单等同，据此制定的生产建设方针虽对指导和调节经济运行起了一定作用，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分歧较大的是关于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和尺度问题。孙冶方主张以资金价值量为尺度 ，刘国光主张以使用价值量为标准 ，刘诗白主张以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为尺度 ，但对二重尺度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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