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关于资金宏观配置以及财政和金融问题

--------------------------------------------------------------------------------
　　1，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格局的变化问题
　　改革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考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对此，学界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最早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的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国民经济流程的变化，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余永定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最明显的特征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居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急剧提高。宏观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都要由此作出解释。由于这一变化，投资资金的供给者和使用者发生了分离，财政在资金分配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银行成为资金分配的主导力量；由于这一变化，再加上居民的高储蓄倾向，促成了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长 。黄达分析了宏观资金配置的变化，认为改革前，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改革以来随着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的大幅度下降，银行代替财政成为资金分配的主要方式，形成了银行“独木撑天”的局面。这种情况有悖于市场经济中财政和金融双木撑天，虽然重点有所变化的格局 。笔者从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分析了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公共收入和个人收入、规范（劳动）收入和非规范（劳动）收入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形成中的作用 。这些分析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格局的变化。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是进行宏观分析的基础。
　　2，关于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宏观影响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而财政收入的增长相对较慢，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34%降至1993年15%。王绍光、胡鞍钢认为财政吸取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和实现其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的基础，从财政占GNP的比重来看，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弱的政府，中国的中央政府也是最弱的中央，并从多个方面揭示了财政收入下降的严惩后果及其危险性 。这一看法曾经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开始，人们大多针对该文理论上的片面性来讨论，例如，有人针对其认为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形成了弱中央、强地方的诸侯经济格局，将来有可能变成南斯拉夫，出现国家分裂的局面，明确指出，这种观点失之偏颇，原苏联高度中央集权，但并没有摆脱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 。笔者也从国家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国家能力是强好还是弱好，指出了该文的基本理论倾向是国家万能论和政府高明论 。这些讨论虽有重要意义，但未具体分析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宏观后果。关于这个问题，余永定的分析最为透彻，他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减少，必然导致政府向银行透支和公债发行的增加，或者为减少财政支出而削减原来由财政支出的项目，这就会迫使企业相应地增加向银行的借款，银行多发的这部分贷款就形成所谓准财政赤字。当政府的赤字不能由增发的国债来弥补时，必然导致银行贷款的增加，进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政府是用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来为财政赤字和准财政赤字融资的，这是造成通货膨胀和居民储蓄存款增加的重要原因 。张杰的分析也很有特色，他认为，从理论上讲，国家获得金融剩余的制度安排有二：一是税收制度，二是金融制度。由于中国一直没有找到一条通过税收制度获取金融剩余的有效途径，因而从财政能力来看，中国的确存在一个“弱政府”，但是，中国的金融制度却保持着很强的聚集金融剩余的能力，居民储蓄存款的绝大部分（1992年为92.5%）进入国有银行的储蓄帐户而被国家所掌握，再加上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很高（1996年为75%左右），同时，国家还保持着通过金融手段对其他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强大能力，从金融能力上观察，中国却又存在着一个“强政府”，因而，笼统地说“弱政府”并不恰当。更准确地讲，中国的国家能力可以概括为：弱财政，强金融 。笔者认为，无论是弱财政，还是强金融，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都有不利和有利的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利的影响也许是主要的。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重建财政，改革金融都是非常必要的。
　　3，关于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问题
　　这是一个讨论较多、且内容比较丰富的问题。对一些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些问题还存在分歧。在货币供应机制问题上，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推进，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为特征的货币供给机制，货币量由改革前的被动变量变成一个对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变量，货币供给的外生性越来越明显，同时又保留着计划经济的很多特征。于是人们分别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易纲认为，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是基础货币供应的最主要的渠道，但是，1994-1997年外汇占款的增加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一个重要来源，使得央行不得不采取对冲措施，收回再贷款。此外，财政借款也是增加基础货币一个渠道。而外汇占款和财政借款的内生性就比较明显 。谢平等研究了货币乘数的问题，首先通过结构性变化的显著性检验和长期稳定性关系检验，实证了货币乘数的稳定性和可预测验性，认为在短期内，基础货币和货币总量间的动态关系（在对下一期的预测意义上）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干扰，但在长期中却表现为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我国渐进性变化的经济结构和金融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这种结构性震荡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货币乘数会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在此基础之上，谢平等进一步研究了货币乘数的预测问题，一方面描述了中国货币乘数的总体变化特征，指出狭义货币的货币乘数与宏观经济周期紧密相联，而广义货币的货币乘数主要表现为年度性周期特征和长期递增的趋势性特征，另一方面，分别运用单纯的ARIMA模型、混合的ARIMA模型和自适应预期模型，对两种货币乘数进行预测，通过了模型检验，得出结论，至少在短期内货币乘数是可预测的，预测精度是很高的，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是不一样的，因而在实践中可以同时采用多种方法预测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不再是一般的议论，而是具体的实证分析，而且在实践上为中央货币当局实施货币政策，通过基础货币间接调控货币总量奠定了技术操作基础。
　　在货币供给问题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问题。改革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有了迅速的增长，从1978-1995年，M2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5.2%，大大高于同期GNP增长率（9.65%）和零售物价上涨率（7.54%）。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初期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后来虽然出现了较高的通胀，很快又得到了控制，形成了低通货膨胀和高金融增长的态势。于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货币化过程，增加的一部分货币变成铺底资金进入流通追逐商品，国家借此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据谢平估计，从1986-1993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占GDP的5.4% ，而易纲估计，从1978-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占GDP的3%左右 。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前，中国几乎没有其他私人财富保有形式，改革后，居民储蓄的迅速增长，一方面形成银行的负债，另一方面，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增加形成企业对银行的负债，银行作为中介建立起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样一来，改革初期，货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