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银行不良贷款的急剧增加，前者表示银行债务或负债的增加，后者显示银行有效债权或资产的减少。其结果一是M2相对于GDP的比例过高，二是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迟早会发生金融崩溃。问题出在金融上，但根子却在实质经济的结构和效率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较大的结构调整和借助于国外的产业转移，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中国目前的生产体系不是建立在自主的技术创新和深刻的结构变迁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模仿、移植和学习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没有创新，生产的增长只能依靠在传统需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中投入，由于没有根本的结构变革，于是出现结构雷同，以学习为技术导向，低资本投入高劳动投入。经过10多年的发展，由于传统需求趋于饱和，于是国内发生价格大战，国外出现削价竞销，这是产业利润下降的市场信号。由于金融资本的利润来自产业资本，当产业资本没有利润或利润减少的时候，金融资本无利润可以分享，就要自己去“创造”利润，于是资本从实业中流出，进入房地产和股票等虚拟部门，造成盈利预期，因而越涨越大，形成泡沫经济。一旦资本流入断流，泡沫即行破灭，金融危机暴发。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区别在于，一是泡沫来得相对较早，二是中国对泡沫采取了抑制措施，泡沫没有涨大，金融风险处于潜在状态。笔者认为，在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符号经济和实质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核心的内容，学界对此注意得不够，本文在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个前进。从这方面来探讨金融风险问题，其政策结论也很清楚。
　　5，关于货币政策问题
　　随着经济运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人们对货币政策基本目标和中介目标的认识，在理论上基本取得了一致，这就是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有二，一是能否以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尽管很多人主张单一目标，但陈学彬认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实际很难做到，央行在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的同时，不得不兼顾经济发展目标，而且稳定币值和稳定价格也不完全相同和一致。 二是中介目标究竟是M1，还是M2，或者还有别的东西。由于经过实证分析，M1与经济活动的联系相当密切，M2在长期内与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有明显关系，且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M1和M2的增长出现了有规律地不协调现象，在周期的低谷，M1的增长远低于M2，在经济的高涨期，M1的增长又高于M2，因而，很多人主张以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要使二者相协调，有人主张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同时，要提高利率的弹性，，但不同意把稳定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而吴晓灵则提出了本外币政策的协调问题，认为货币供应量由中央银行和存款货币银行投放的国内信贷和拥有的国外净资产构成，而控制中央银行的国外资产是控制金融机构流动性和扩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本外币政策协调是货币供应量调控的重要内容。而本外币政策的结合点是国家储备 。
　　近几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即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其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反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间）相比较，并根据二者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采用这一政策方向的背景有二，一是转变前存在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新西兰和西班牙，二是在稳定汇率政策失败后，如英国、瑞典和芬兰。其意义在于，与传统反周期的货币扩张不同，货币当局的政策姿态调整是在一个事先让社会各界了解的幅度范围内进行，从而不至引起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显著改变。在理论上，反通货膨胀目标制一方面使用了70年代出现的合理预期学派的“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另一方面，又采用了80年代末出现的“新凯恩斯经济学”，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一个超越学派界限又具有实用价值的新综合：既采用了合理预期学说，又不囿于货币主义的“常数货币政策规则”；保留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色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又抛弃了“相机决策”的政策方式。贺力平引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这一发展，同时指出如何在中国货币政策实践和理论模型研究中加以借鉴。不过，如何借鉴尚需进一步研究 。
　　在经济分析中，博弈论方法的引入和应用，正在引起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新的发展和突破。法国经济学家吉恩.泰勒尔用博弈论研究现代产业组织问题，出版了《产业组织理论》 ，使该学科更趋科学和实用。博弈论在制度分析中的应用，使制度经济学在融入主流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前述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就体现了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近几年来，国内学界也注意了博弈论的研究及其在经济分析包括宏观分析中的应用，陈学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了《宏观金融博弈分析》 ，走在这方面研究的前列。实际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行为及其效应都是中央银行和公众在主客观条件（决策目标和决策信息等）制约下进行理性决策的结果，这种理性决策行为就是双方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一种博弈行为。所谓金融创新，其目的就在于逃避监管；为了加强监管，当局就要改进管理的方法和政策，这也是双方的一种博弈，可以用博弈论的方法加以分析。同时这种分析一般都循着从完全信息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博弈、从静态博弈到动态博弈的路子。陈学彬的分析也是这样。在完全信息博弈分析中，他根据我国的实际把中央银行的行为目标设定为稳定价格和促进经济增长，并设定了其对二者的相对关心程度，而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公众在非集中化市场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通过双方在博弈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行动组合，决定了相应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相机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通货膨胀倾向，对实际产出和就业无实际影响，这时，中央银行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相对关心越多，或非预期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越大，均衡的货币扩张率就越大 。在不完全信息或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央行事前披露政策信息，有利于引导公众预期，提高政策效应，抑制央行的政策随意性及其通胀动机，可以进一步降低通货膨胀及其波动，同时，提高货币需求预测精度和货币控制精度有利于降低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由于目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很不稳定，由货币扩张的非完全控制和货币需求冲击所决定的单一规则与有信息披露的相机选择政策的通胀方差也不确定的。一般情况下前者低于后者，但当政策制定者特别关心长远利益，且货币政策目标重点趋于稳定，而货币需求预测误差较小时，则后者的通胀波动性低于前者。据此，作者修正了库克曼 关于单一规则的通胀波动性绝对小于相机选择规则的结论，指出我国在转轨时期，抑制通胀的出路不在于以单一规则取代相机选择，而在于从长远利益出发，推行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并努力通过提高货币预测精度和货币控制精度，来降低通胀的波动性 。笔者认为，陈学彬讨论的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其探索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其将这种探索植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土壤上时，必然会找到很多新的视角和新的生长点，循此前进，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陈文对库克曼结论的修正就是证明。这是中国经济家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通过以上的回顾和评述可以看出，50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近20年来，完成了理论范式的转换，不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展，作出了自己的创造和贡献，而且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相应的理论解释和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包括理论基础的薄弱，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欠缺，人员培养和准备的不足。这也是前进中的正常现象。最重要的是，半个世纪的探索，我们已经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明确了今后前进的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立足于人类在这方面的全部创造和知识积累，从解释和说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出发，去寻求自己的研究领域、分析方法、切入角度和开拓方向，进而作出自己的理论创造。也许，再有20年的探索和积累，中国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和创造，将会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