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供应的急剧增加被急剧发展的债权债务关系所吸收，因而并未导致物价的明显上涨。这里的分歧在于，易纲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反映了货币供给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货币乘数反映了基础货币和货币量之间的关系，与货币化直接相连的是货币流通速度，它是制度的函数，政策的函数，中国货币化的过程也是货币流通速度逐年减慢的过程，1990-1992年物价上涨率低的原因是流通速度低 。而余永定则认为，由于忽视了债权债务关系的急剧变化对货币量的吸收作用，仅仅依据货币数量论公式，用货币流通速度放慢来解释上述现象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反复 。笔者认为，余永定的解释也许更全面和更有说服力。
　　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对宏观经济发展和货币化进程的分期问题。易纲认为，中国经济在1979-1984年间货币化吸收了大量超额货币供给，因而通胀率很低，国家也获得了大量货币发行收益，而在1985年以后，货币化进程显著放慢，超额货币供给的主要结果是造成了通货膨胀，货币化收益也随之下降 。谢平认为，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处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补贴需求巨大，但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顶点，可用于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入却远远不够，面对各种矛盾和压力，政府不得不继续用扩大贷款和货币发行的方式进行利益补偿，由此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 。张杰则把货币化收益由增到减的折点划在1988年，这一年，中国的货币化指标（M2/GDP）在经过连续10年的上升以后，首次出现下降，且通胀率第一次超过GDP增长率。从此以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和改革过程便进入高涨和紧缩交替出现的阶段，国家的金融控制也由主动转为被动 。余永定把改革以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初期，银行的资金来源（居民储蓄）与使用（对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贷款），即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平衡是与实际经济的均衡基本相一致的，因而并未出现通货膨胀。到了第二阶段，随着银行信贷的扩大，企业对投资资金的需求超过了居民对投资资金的供给，从而引起了价格的急剧上涨。因此，通货膨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涨价是实现资源再配置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居民储蓄和M2/GDP的超常增长，1995年以后，中国的通胀已经进入相当危险的第三阶段 。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国内学者往往沿用美国学者麦金农的说法，把M2/GDP作为货币化或金融深化的指标。这一点可能需要重新认识，M2相对于GDP比例的提高，既可能是金融深化的标志，也可能是金融风险的征兆，因为M2的增长既可能来自储蓄增加，也可能来自贷款过度。这一点在后面评述金融风险时，我们还要讨论到。
　　关于货币需求，易纲讨论了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认为货币需求首先取决于收入和利率，货币的交易需求主要反映在收入上，而利息率则是持币的机会成本，其次是货币化指数的函数，同时，通货膨胀预期是货币需求的重要解释变量，最后，国际收支状况也影响货币需求。虽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问题没有直接讨论，但多次指出，改革以来货币流通速度明显减慢 。陈学彬则认为，转轨时期，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稳定，波幅达23个百分点，因而货币真实需求的波动很大 。秦朵不同意这种观点 。她认为，改革以来真实货币的增长较持续和显著地高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相应地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另外货币增长速度对于国民总值的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都呈现出正向的前导作用，据此就否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推论出改革以来的货币量具有显著独立于需求关系的能动性的结论，其根据不足。并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和实证，将特有的制度因素（包括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以及由改革引起的市场化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即货币化过程）纳入货币需求关系，得出与谢平等 一致的结论，我国的货币需求关系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货币量是受需求关系支配的；而从短期来看，用货币量的超需求供给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自由度也不大。进而指出，一般货币需求论描述的是将各类经济制度及阶段之具体因素全部抽象掉了的一般规律，而经济数据样本却包含着这些具体因素。当这些因素与一般理论所假定的理想前提（如充分竞争的市场）大相径庭时，一般理论便很可能与数据显著不相合。这时，如果用一般理论来解释数据很难得出具有规律性的一致结果。笔者认为，秦朵对于现代经济学一般理论所报的态度是严肃的和科学的，这一点又往往是很多从事实证分析的人所忽视的，而真正要有所发现和前进，就必须真正了解一般理论结论的假设前提，并恰当地引入其抽象掉的因素进行考察。这样才能有所前进和有所创造。
　　4，关于金融风险及其防范问题
　　1997年7月2日，泰国发生金融动荡，迅即波及东南亚诸国，也冲击了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进入第四季度，扩展至日本和韩国，造成各该国家和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到1998年末，危机并未过去，我国经济也受到影响，出口连续数月出现负增长。于是，金融危机及其防范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不过，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本身的分析，对国内金融风险的讨论也有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两个角度，理论探讨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其中，对宏观的和理论的探讨相对不足。由于我们的评述只限于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问题，这里想评述其中的两篇比较有份量的论文。
　　第一篇是陈学彬的《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博弈分析》 。文章认为，在西方国家通常以银行的盈利水平来反映其风险程度，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由于国有银行尚未真正成为本来意义上的银行，且存贷款利率基本仍由央行决定，银行的盈利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其抗预风险的能力，当其面临流动性困境时，只能靠央行的再贷款来解决，因此，银行资产流动性的实际水平与正常水平的偏差更能反映银行的风险程度，后者可以用实际准备金水平和正常准备金水平的差额来度量。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银行不良资产对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不良资产的增加，不仅使银行不能获得正常的利息收入，甚至造成本金的损失，使银行的经营利润受到影响，降低银行抗击风险的能力；而且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降低其抗击意外事故的能力，使金融风险增大。在银行面临流动性困境，金融系统出现较大的潜在危机时，为保持金融系统稳定，预防和避免金融动荡，央行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增加银行准备和基础货币的供给，这必然会引致通货膨胀的上升。文章还讨论了影响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关系的主要因素，提出了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陈文分析的意义在于针对我国经济运行实际，具体揭示了在银行具有较高不良资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与通货膨胀的互替关系，说明了央行的政策选择及其限度。在金融风险问题的研究中，非常需要这样的实证分析。
　　第二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的文章《总量态势、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 。文章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从符号经济和实质经济相互关系的角度讨论了金融风险的问题，认为金融风险集中表现为名义变量或符号经济的严重失衡，但其背后却是实际变量或实质经济出了毛病。M2相对于GDP比例的提高既可能是金融深化的标志，也可能是金融风险的征兆，因为M2的增长既可能是由于储蓄增加，也可能来自贷款过度，这不仅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会产生大量低质量的无效贷款，甚至是虚假的无社会产品对应的储蓄存款。我国前几年的情况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一方面是储蓄存款的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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