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和背离尚未作出解答。80年代，有人从改革的角度再次对孙冶方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企业权限仅仅限于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那么，企业就很难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
　　立足于战略转变和体制转型，80年代初讨论的重点转向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以及内含扩大再生产的类型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二者区分的标准以及从外延向内含过渡的途径。前述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困难在这里重新出现，特别是所有讨论都以马克思的论述为据，而马克思针对不同问题又有不同的论述，计有8种之多，因而分歧再所难免。有人主张以是增加生产资料的数量还是提高其效率为标准，有人主张以是增加劳动量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准。这些讨论虽有一定价值，但都是以单一要素来区分，缺乏综合的判断和分析。至于内含扩大再生产的类型，有人依据技术进步的两个阶段将其区分为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 。也有人针对中国人口多，资金缺乏，提出了一些选择原则和过渡办法，但由于二者的矛盾和体制的扭曲而难以实行。这也是90年代讨论生产方式转变难以深入的原因之一。
　　3，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和基本条件
　　6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是一个还两个，I（v+m）＞IIc能否反映第II部类对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是用不等式关系表示还是用平衡关系表示 ？争论虽然激烈，但论证都不充分。80年代的争论换了一个提法，即有没有基本公式，在扩大再生产的三个基本公式中有没有“基本”和“派生”的关系 ？双方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不过，这一争论无论是从公式推导，还是从前提和结果的意义上都很难讲清楚。只能从它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解释。马克思指出，“说到社会的再生产，我们只能指第II部类和第I部类之间的交换” 。这就是说，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平衡条件是社会产品最基本的实现条件。
　　关于基本公式的讨论，争论双方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I（v+m）不能与IIc相等，或者说二者在交换时不能互相抵消。如果用Im/x表示Im中作为第I部类资本家收入花掉的部分，那么，I（v+m/x）就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IIc，但是，I（v+m/x）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 以上的讨论都着眼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虽然争论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马克思论述的意思，但均未对马克思的分析是否确切和是否全面发生怀疑。笔者 曾依据马克思的分析把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区分为七种情况，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只适用于纯粹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对于纯粹外延以及外延和内含相结合的扩大再生产的6种情况均不适用。可见，马克思的表述既不确切，也不全面。正确的表述应当是：“I（v+m）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最小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其最大差额是两大部类可变资本的积累加上第II部类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之和”。用公式表示即为：I（v+m/x）+IIm/x＜II（c+m）＜I（v+m/z+m/x）+II（m/z+m/x）。
　　4，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
　　这是再生产理论中讨论最多，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50-60年代的讨论是在肯定优先增长的前提下，讨论了优先增长的条件问题，消费资料的制约作用问题，优先增长的范围（是否包括农业生产资料）问题，优先增长规律的普遍性问题。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由技术进步的要求产生的，因而把I（v+m）＞IIc作为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不妥当的。80年代虽然有人继续坚持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规律，但是有许多人持否定态度。研究方法也有所扩展，除一般的理论分析外，还采用了经验实证和数学论证的方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活跃和繁荣的局面。
　　在理论分析文章中，对优先增长持否定意见的人，其依据和角度也不相同，有人认为原有结论建立在一系假设数据（两大部类的积累率不同，追加的可变资本在一年内消耗掉）的推算上面，是不科学的 。有人认为两大部类的增长速度不完全受资本有机构成的制约，且有机构成的提高也不是连续的 。有人认为现代技术进步在节约活劳动的同时也节约物化劳动 。有人从生产资料生产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出发，认为不仅会出现消费资料的更快增长，而且增长最快的不一定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而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 。这些观点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能大胆质疑经典作家，则是很可贵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进步。
　　在经验实证文章中，有代表性研究均使用了英、美、法、日、西德的大量历史资料，王梦奎着重于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分析 ，而李周和杨雄则侧重于分段分析 ，笔者 在评论王梦奎时作过逐年分析，指出从1947-1972年的25年中，美国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年份有14年，慢的年份有11年，且交替出现，二者之比稳定在67.1/32.9-71.8/28.2之间，最后一年与最初一年相比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提高了0.8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未来技术进步的特点，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因此，考察一国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固然重要，而分析其在各个阶段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对于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许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数学论证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自于光远 在《科学通报》上的文章再版后，这方面的讨论有了较大的发展，许兴亚 、贺菊煌 以及前述李周和杨雄的文章使用的数学方法各异，所得结论大致相同，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指出了在何种具体条件下，两大部类中何者增长最快，取决于何种因素，它们如何结合。这种论证肯定是有意义的，简单地否定它的价值是不对的，关键是要把数学分析和经济分析结合起来。
　　（三）简短的评论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在分析方法上，80年代及其以前的讨论中，虽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但总的来说，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我注六经”的方法，文章作在如何理解和注释马克思的理论上；二是“六经注我”的方法，旨在用马克思的理论解释现实中发生的问题，说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三是“具体化”的方法，有的将马克思综合在一起的因素重新分解分类，有的将马克思舍象掉的因素重新引入，进行具体分析。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进展，但是，由于对马克思理论的性质和局限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限制了研究眼界和范围的扩展，束缚了新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难以对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和总量关系的变化作出恰当的解释和说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人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体系方面说明了再生产理论的本体论特征，但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古典性质尚未涉及。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前，宏观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以供给决定和供给分析为核心的，这不仅表现在以萨伊为代表的及受其支配的古典理论中，而且表现在从魁奈到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显然是从供给立论的，货币数量说虽是古典学派的总需求理论，也只是考察了货币数量对工资、利率和价格水平的影响，无法形成关于货币、产出、就业和价格的总体理论。马克思继承了魁奈《经济表》的分析，创立了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一方面批判了萨伊理论的辨护性质，另一方面又沿袭了萨伊的分析角度，即马克思的分析也是从供给入手，以供给为中心展开的。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的考察是从商品资本流通的公式开始，而且考察的中心是两大部类之间的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关系，同时，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货币流通只在交换中起着媒介作用。因而，在马克思的总量关系分析中，还缺乏独立的需求分析和需求决定理论。凯恩斯其所以能够创立宏观经济理论，就在于他在批判萨伊定律的同时，转换了分析的角度，从供给分析和供给决定转向了需求分析和需求决定，创立了有效需求理论。尽管凯恩斯没有多少供给分析，因而其理论体系是不完整的，供给分析是后凯恩斯主义者加进去的，然而，凯恩斯却在需求决定和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统一大厦和理论体系。既然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基本上是一种供给理论，也就很难形成独立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也许是从再生产理论范式转向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