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内容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发展观的演进过程，分析了现阶段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背景条件及其基本内涵。发展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主要是指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主体价值的提升。在此意义上，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做了尝试性的诠释和解读，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心在于加强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由制度效率提升逐渐转向结构效率提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政治经济学解读

作者：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A Plutonomic A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Gu Zi’an
Abstract: Based on a retrospect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conception since 1949, this paper analysised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 an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Development, as the first aim of China’s society, indicates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upgrade of personal value. According to this conception, this paper tentatively supplies a plutonomic a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It believes that the barycenter of carrying out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is to potentiate institution reform, so that the eng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will turn from institution efficiency to framework efficiency.

Keyword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Plutonomic Annotation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新世纪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和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将成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做了尝试性的诠释和解读。全文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进；第二部分解析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现实条件与实现路径；第三部分从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解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一、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进

古典发展理论基于零交易成本、信息对称和完全理性的假设，通常把“发展”和“增长”作为同义词使用。现代发展理论则认为，“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三者相互联系，协同进步的过程；而“增长”则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以产出的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发展比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和增加，同时也包括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发展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公平，等等。因此，“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政治的“质”的变迁或进化；“增长”则侧重强调经济、社会、政治的“量”的递增和提升。发展与增长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与统一。没有“质”的“进化”的增长是粗放浪费型的，受资源稀缺性的约束必然难以持续；同样，没有量的增长的发展也是不现实和非持续的。对发展来说，增长是前提；对增长而言，发展是目的。单方面地过分重视增长或过分强调发展都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妨碍未来进步。
特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观的形成和实施往往受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的约束和影响。上文所论述的关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观点，对于熟悉辩证法的人而言并不难接受。但困难在于如何理解影响特定发展观形成的各种因素。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将其推向实践层面，对此做出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节我将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发展观的演进历程的回顾对此做出解释。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进自建国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的（第一代发展观）赶超论发展观，主要目标是加快发展，尽快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阶段是1978－2003年的（第二代发展观）先富后富论，主要特征是以拉开差距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观；第三阶段是2003年以来的（第三代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注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
1949－1978年赶超论发展观的形成是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的产物。首先，受列强欺压和封建制度的长期奴役，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新政权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对内面临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对外面临列强围攻和封锁的威胁），为巩固新政权和尽快改善人民生活，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采取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其次，前苏联经济赶超战略对巩固苏联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成就及其辐射力是我国赶超战略形成的重要原因。苏联模式通过在国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在20年左右的时间经济水平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优越性，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苏联模式被视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苏联采取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和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战略。第三，我国第一代发展观的形成的理论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实践。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经济决策的集中和命令式经济，通过政府经济对社会资源的统一调配，为宏观经济和政府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导致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目标的畸形战略。这一理论实际上是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概括而言，赶超战略具有计划型，粗放型，重工抑农和平均主义的特征，从资源配置方式看主要以计划替代价格，经济发展主要在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封闭状态下进行。赶超战略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后期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也导致了经济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粗放型增长，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率低下，是一种典型的以高消耗换取低效增长的量性扩张模式。
1978－2003年以先富带动后富达致共同富裕为核心的非均衡发展观，是在总结前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那个中国可能陷入崩溃的年代，必须抛弃旧有的政治斗争心态，选择一种新精神，才可能重新将这个国家推入正轨。历史最终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是解除狂热的政治气氛的一剂良药。 原有计划体制下的赶超战略在巩固了新政权后，对经济发展的抑止作用日益明显，既无法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相反却导致了一种自我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全社会的普遍贫穷。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盲目推行的“大生产运动”“公社化运动”以及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得经济发展无法延续并长期屈从于政治目标。赶超战略的失败引发的危机是第二代领导集体转变发展观的直接原因。赶超战略在后期成为极左思维的政治工具，本质上是以政治标准替代效率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搞得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启动了市场化改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了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观。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非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市场。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会有利于经济发展，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可以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人走向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