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上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三）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路径
中国虽然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大幅度减少贫困，但是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趋势日益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隐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提倡先富带动后富，尽管最终目标在于实现共同富裕，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渐演化为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时期，及时转变发展观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现实要求我国在新时期必须调整增长方式，即从少数人分享型的增长转向全体人民分享增长成果的发展模式，从不公平的非均衡增长模式转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公平增长模式。
最近世界银行在《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政府促进公平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建议，是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参考。报告建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和增加市场灵活度；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以及应对威胁中国为了发展和分配的风险。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有机会也有能力使更多的人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收益。对于中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和政府来说，提高收入和缩小差距的主要途径在于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技术创新和深化制度改革。报告建议，政府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将利于降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并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降低未来发展的社会成本和风险。
报告指出，在一体化的进程中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国内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分割，这是由于地方政府对所属企业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对市场监管、企业运作管理和法院仲裁的控制所造成的。第二，必须进一步克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包括解决城镇地区缺少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侵害，以及对流动人员的各种歧视等。第三，必须有效解决阻碍资本有效配置的因素，放宽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改善银行金融体系的结构，并加大企业效益信息披露机制的改革力度。报告认为中国未来市场一体化改革和灵活度的提升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明确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金融结构和仲裁机构的职责，明确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市场竞争政策方面的责任；（2）加快制度改革，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土地所有权并整顿城镇土地市场；（3）继续推进金融体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改善治理结构，放宽私人资本进入的范围。对此，报告建议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回报率对机会分配和收入公平和非均衡经济至关重要。报告认为，改善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条件，全面对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技术进步和促进技术扩散以及推动城镇集约化、发展服务员也和提高农民收入等一揽子政策的实施和贯彻。
具体而言，我国实施科学发展观必须在思想认识和改革实践中成功实现以下几个重要的转变 ：1、要从过分突出经济增长、特别是实际上存在的“GDP中心论”，转向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政府政绩、官员政绩的评价上建立一整套衡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考核体系。2、要从过分突出发展的物质成果的增加、特别是GDP总量的增加，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特别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生态环境成本。3、要从过分突出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的积累，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提高人的发展能力，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较大幅度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从实际上存在的“以物为本”真正地转向以人为本。4、要从过分突出以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以制度创新、提供体制保障来促进经济发展。5、要从过分突出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的职能，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政府通过履行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职能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6、要从过分突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大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化程度，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步伐。7、要从过分突出城市发展、城乡发展的相对隔离，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农村发展。8、要从过分突出经济发展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9、要从过分突出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扩大生产规模，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结构升级，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分工的能力，拓展开放发展的空间，提高整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三、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科学发展观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增长至上"或"增长优先"到"发展目标社会化"，从"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综合发展"的演进历程。作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的标志性著作，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 一书中提出，要把为一切人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发展的尺度和发展目的。他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种关注中心由客体移向主体，标志着发展观上的一个质的转变。从经济学角度看，佩鲁的发展观与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传统发展观的局限是把经济发展作为发展观的全部，导致了对GDP的崇拜和迷信，GDP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它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计算在国民财富之中，并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它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是体现不出来的。因此，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具有以下缺陷：不反映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反映价值的判断；不衡量收入分配的分化；不反映社会的保障的需求。
针对传统发展观的以上缺陷，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纷纷探索合理的发展指标。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日本政府1973年提出的净国民福利指标，主张列出水、空气、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每项污染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中扣除。按此方法，当时日本的增长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2）美国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1989年提出的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如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被扣分；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等。（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利、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包括三项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同时强调人力开发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等。（4）联合国环境署1995年进一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以上发展观的统合。从特征上讲，科学发展观在突出以人为本的同时，强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可以理解为发展在内容上的统筹性，就是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协调”，可以理解为发展在空间上的统筹性，就是关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国内与国外各个空间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而不是各自为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