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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440　C919
    我们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巨大的差异构成的，如民族差异、财富差异、种族差异、宗教差异、教育差异、阶层差异、社会性别差异和性行为差异，所有这些差异又都是由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确定这些范畴的概念性界限(conceptual boundaries)总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并可能产生一些实际的和具有社会意义的边界。同过去一样，现有的这些观念不仅规范着社会现状，而且还有产生严重的不平等、制造冲突以及增加人类的痛苦。在本文中，我要论述的是基于性别的划分方法所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范畴。如果学者们想要充分理解社会的发展动力和社会分层的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这一社会范畴就应该成为所有社会学分析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相当数量的社会学论著都支持这一论点，但本文中我只能提及其中的一部分。
    在社会学界，决定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es)的概念性界限正面临着解构。过去，诸如种族和民族这样的社会范畴在描述生物性或遗传性特征方面被认为是稳定、可靠的，而当今的许多学者则对其提出了质疑。事实上，社会学家们现在正探究潜藏于类别差异背后的根本原因，并注意到其任意性(arbitrariness)。另外，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差异变得“本质化和自然化”(essentializing and naturalizing)的演变方式。然而，并非多数批判性的理论家都把社会性别包含在这一分析之中。有些理论家在分析中纳入了社会性别。这样的分析，即便不囿于“性别研究”领域，事后通常也被归类于这一领域。
    目前的分类方法有可能给那些属于某一类别的人群带来积极或消极的结果。比如说，有色人种要比白种人更易受到警察的怀疑；受欢迎的男性教授往往得到才思敏捷、知识渊博的评价，相比而言，女性教授获得的评价不过是和蔼文雅而已。然而，与界定社会群体的基础不同的是，各类别中可能包含着素不相识或者从来都没有任何交往的诸多个人。尽管如此，他们却共同拥有某些沿袭下来的身体特征或者人际关系。不同的肤色、发质、生殖器、出生地以及家系是决定类别的一些因素。
    在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中，我认为社会性别(gender)是最基本和最通行的一个范畴。本文中，我要揭示女性的生活状况。当然，社会性别是以生物学的性别为基础的。对于那些变性的或性别取向发生改变的人来说，他们不属于上述男女二分法。
    性别划分和从属关系
    在所有社会形成的分类中，性别划分是最基本的，也是对社会变迁阻力最大的。区分黑人和白人、自由人和奴隶、男性和女性等等的二元对立的范畴(dichotomous categories)总是令人反感的。不过，这种二分法在维护有某种优势的类别方面却有着巨大作用。就性别划分而言，无论在哪里，男性总是占有优势的——尽管差别程度不同。有些个人和少数女性能够成功地避开这种划分方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她们可能会比男性在教育或者财务方面做得更为出色。出身于拥有特权的阶层、种族或国家的女性有可能要比其他女性做得更好。但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社会中，作为同属一个类别的女性都是从属于男性的。
    我认为，具有生物特征的性别划分构成了一个标志，社会中的所有主要制度都是围绕它来建立的。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根据其成员的生物性别来为其分配不同的角色，如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地方的和全球的劳动力、政治实体、大多数的宗教制度以及民族国家都是按照这种性别差异来组织的。
    文化意义也与女性和男性的不同范畴有关，包含着性格和能力的特征。于是，这些不同的文化意义又赋予那些属于某一类别的人们以特定的社会性和象征性的角色。当然，指定给女性和男性的角色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在所有社会中，性别地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这种主要地位(master status)决定了是否能够获取其他的多种地位。
    毫无疑问，人类的生物学性别确实规定了他们在养育后代中的角色(如孩子的抚养者、精子提供者)。对于女性而言，即便是只有女性才有可能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但要求她们必须为人之母却并无生物必然性，而男性也有权选择是否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应角色都是由社会给定的。进一步说，不同的规范规定(或者禁止)隶属于所有社会角色的具体行为。而且，由于各种地位一般具有等级性，所以允许女性获得的地位通常从属于男性的地位。而且，在家庭、工作场所和政治领域中女性角色普遍都与男性角色相对出现。事实上，在社会中没有哪一种地位是孤立存在的。不仅如此，所有的地位都依赖于那些具有互补型地位的人的互惠活动。这些地位通常也具有等级性，也具有由“男性”和“女性”所引发的令人反感的差异。几乎所有的地位都不能脱离这种性别类型。
    鉴于这种社会地位、社会性和象征性行为的性别类型无处不在，我认为，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的动力学应被看作社会学分析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应当特别注意性别差异的机制、过程及其在群体形成、群体维持和分层中的作用。我还进一步强调：
    ·女性和男性在社会结构中实际的和象征性的角色是群体形成和群体界限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源。
    ·所有社会和大型社会制度都植根于差异和女性的从属特性。
    ·如果某一社会中群体团结性越受质疑，那么男女之间的差异就愈加明确，女性的从属性也就愈加严重。
    这种差异的强化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来实现的，这些方法能够证明这一差异合乎情理。不同于对人的其他的二元对立的划分，女性和男性是必定结合在一起的，住在同一屋檐下，且通常是来自相同的种族和社会阶层。考虑到男女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他们在所有社会制度中构成其基础的程度等因素，分析这些关系并非易事。
    毋庸置疑，不同社会及其内部的群体千差万别，而女性屈从地位的严重状况却持续存在。事实上，从属关系也并非一个静态的过程，有时会发生很大变化，有时会不变。这一过程的形态和范围也变化不定。女性获得或者失去平等取决于许多因素，如经济状况、群体或民族的政治身份、保守派或自由派政府的选举情况、公共部门和私立部门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她们的受教育程度、肤色、原教旨主义者在其社会中的权力状况，以及她们在社会运动中的合作能力。即使在最为平等的社会里，这种歧视性的差异也总是潜伏于其中，并可能随时突显出来。
    女性在美国和社会学中的地位
    我是美国社会学协会存在101年以来的第9位女性主席。第一位女主席多莱西·S.汤姆斯(Dorothy S. Thomas)当选于1952年，第二位女主席米拉·卡莫罗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在约20年后当选。也就是说，在本协会前70年的历史中，有两位女主席，另外的7位女主席在此后的23年中当选。
    我们这9位女性象征着女性地位在美国发生的积极变化，这一情况正处于女性通往平等过程中的制高点上。尽管学者们有关女性主题的研究成果通常未能与这一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验中心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这一学科已经针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学科中不少激进分子只是例行地论述“性别问题”，即使针对性别的社会学研究在过去40年中已经成为“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的主要例证之一，上述情形依然如故。
    20世纪60年代，当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学研究生时，该社会学学院是没有女性的，当时其他主要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了搜集有关女性被排斥在法律职业之外的一篇论文的资料，我曾经翻遍了所有有关职业女性的参考文献，将它们列在一起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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