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薄薄的几页纸。这些书目中包括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在这本书中,她批驳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有关核心家庭作用的观点,以及他对女性在家庭中角色职责的研究结果:他认为由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限制了她们同其丈夫之间的相互竞争,因此具有相当积极的功能意义。另外,她也批判了弗洛伊德有关女性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生物学就是她们的宿命,她们低人一等的感受是由于“阳具嫉妒”(Penis envy)而引起的。
弗里丹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和女性地位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我认为,她在改变对女性的认识和她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等方面作出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当今时代的任何人。尽管她并不是明确指出女性不平等诸向度的第一人,但是,她却凭借《女性的奥秘》出版所引起的关注,把理论付诸于实践之中。由于对民权运动的认识以及女性参与劳动力的人数日益增多,她回应鲍利·默里(Pauli Muzzay)对她提出的挑战的时机也日渐成熟。鲍利·默里是一位非裔美国律师和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1966年,弗里丹在少数雄心勃勃的女性和第三位美国社会学协会女主席艾丽斯·罗西(Alice Rossi)的参与和鼓励下,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上述女性分别工作于政府部门、工会办公室和一些专业领域,其中有白人妇女、非裔美国妇女以及来自拉丁美洲的女性(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被忽略)。弗里丹在全国妇女组织工作期间,为1964年的《民权法案》第七章的实施提供了政治方面的援助。法案的这一章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民族起源以及性别的歧视。由弗里丹等人所组织并最终获得的诸多变化不啻为一场社会革命。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革命,不仅因为它给女性带来了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还因为它已成为一个自然的田野实验,证明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秩序来规定女性只能做“女性的工作”,而男性只能做“男性的工作”。可是,像大多数的革命一样,这场革命也仅仅局限于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其原则也往往受到人们的攻击。
但是,这场革命毕竟激发了人们进行研究的潜力。现在,人们就宏观和微观诸层面性别差异的研究已经大量涌现。社会科学家们早已用成千上万篇幅的研究证明了对各阶层、各民族女性的隐蔽和公开的歧视,以及性别歧视的制度化的存在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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