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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红/梁建东
 

    当下的社会性别话语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反思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妇女身份的打造作用。现代中国从未有过独立于民族运动或社会运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范畴向来从属于更为宏大的民族主义议程，在国家话语的笼罩下运作。“五四”运动对缠足、包办婚姻、纳妾制陋俗进行批判，中国妇女在中国式启蒙运动中获得露出水面喘息的机会。一大批所谓的都市“新女性”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来，为经典的文学形象提供生活原型。女性解放后来始终成为中国国民运动和民族运动的内容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出现一大批革命女青年和妇女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果参照就业、领导职位、教育等指数来看，妇女似乎获得了谋求妇女解放的现实基础和广阔空间，她们可以以“半边天”的姿态与男人站在同一平台上。然而实质上，两性平等的表象建立在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而服务于政治的官方社会性别话语通过凸显阶级差别和阶级意识来抹灭性别特征和性别差异。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解放始终被看成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只有通过社会运动的杠杆才能得以实现。妇女的最终目标只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而不是争取男女平等。这最终导致中国妇女的“社会意识”远远大于其“个人意识”。①笔者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政治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并探讨当下语境中的社会性别话语的重建工作。
    一、政治化的女性性别角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的政治运动对妇女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妇女的社会地位随着运动性质的变化而波动。从1949年至1954年，主要存在着两种政治化趋势：一是将家务劳动本身政治化；二是使妇女从“家庭中人”变为“社会中人”。一方面，家务劳动被认为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家庭妇女被歌颂为“社会主义母亲”或“社会主义妻子”；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家庭妇女通过参加生产性劳动而非生育性劳动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②妇女无疑为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妇女成为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作了不懈的努力。1958年爆发了“大跃进”运动，它人为地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丰富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这场运动使城区妇女就业呈蓬勃之势。先前的家庭妇女大量地投入到城镇的工业生产中去，如：纺织业、制鞋业、食品加工业、服务性行业，等等。
    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中的权益。同样地，婚姻法和劳动法在立法上确保妇女享有平等权益和保护。女性就业率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此外，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在增长，普通妇女有婚姻自主的自由，遇事可以寻求政府的帮助。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为女性提供了空前的契机。妇女可以自由地上学、就业、劳动、参政、结婚、离婚，妇女似乎得到了社会意义上的解放。基于此，周怡宣称：“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的成就是惊人的、令人瞩目的……可以说，从社会、国家等外环境的层面来看，中国妇女在许多方面已经获得解放，甚至这种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已超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③
    周怡的观点代表了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还是一个杜撰的革命神话呢？事实上，追求男女平等从未成为中国国家政策的焦点。在笔者看来，成文的法律往往在现实生活中触礁。宣称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妇女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不平等（包括教育、劳务市场或家庭生活）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再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女性就业情况来说，大规模的妇女从业无疑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城市妇女经常被分配到街道工厂，那里技术含量最低，报酬最低，提供的福利也比国营工厂差得多。农村妇女投入到诸如伐木、驾驶拖拉机和筑坝等繁重劳动中，但劳动所得往往低于从事同等劳动强度的男性。事实证明，“同工同酬”的理想分配原则失败了。例如，工分制是中国农村分配不均的显示器。平均来说，妇女即使在相同时间内完成与男人等量的工作，也只能赚到6-7个工分（满工分为10）。不平等的干部用人制度同样非常突出。提拔女干部是中央政府的一贯政策，但是大多数女干部隶属于低级或中级权力部门，对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只能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