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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引婷，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6-0017-05
    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妇女与性别研究领域，女性主义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但什么是女性主义，为什么要运用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怎样使用女性主义的概念范畴，许多研究者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新的困惑，即面对西方学界观点纷呈、流派众多的女性主义，常常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无所适从。因此，辩证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女性主义的实质内涵，而且可以提高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指导效度。
    一、西方女性主义各流派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女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它是由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流派和思潮汇集而成。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作为其主要代表，虽然在具体分析妇女受压迫、被歧视的原因等方面，都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和途径，但同时在理论上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
    活跃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坚持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其理论基础是启蒙理性，它反对改变社会的极端态度，认为制度需要修正而不是推翻。(P40)它的全部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公平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P16)，使男人和女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这种通过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经济和教育制度改革，使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竞争和受教育机会的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制度保障；这种注重公平竞争、反对照顾弱者或弱势群体的主张，可以为广大女性发挥潜能、施展才华、消除依赖性、自立自强于社会提供理论依据。然而，这种较为“温和”的观点和较为“稳健”的行动，不承认性别的“阶级压迫”，容易使人们放松对父权制的必要警惕；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以“男性”作为规范的标准，有可能使女性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它对两性生理差异和女性品质特有价值的忽视，使妇女在家庭中的各项劳动难以得到有效补偿；它注重个体自由选择的思想，忽略了劳动妇女所处的不利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否定了妇女作为一个群体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是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提出女性问题只有在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中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它强调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妇女地位的改变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因此主张要改变女性的屈从地位，并取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力和地位，仅靠女性的努力和公平竞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为女性提供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特殊措施。(P52-56)这一理论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实现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为改变妇女的生存状况、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提供了经济保障。但这种理论由于对阶级与经济的特别关注，以及对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一致性的过分强调，容易使女性特殊的利益需求消解在阶级利益的争取之中；性别盲点的存在使女性只能与生殖、生育相联系，而不能与生产相对应；在强调或要求家务劳动得到社会补偿的同时，有可能使女性的家庭角色进一步固化，并将妇女继续囿于传统的性别角色之中；过分的劳动保护政策，还有可能使女性对国家和男人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
    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其性别立场旗帜鲜明，她们认为，父权制是压制女性的，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综合体系。其理论重心针对的是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视男性群体为压迫女性的群体。其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将女性的低下地位归咎于女性的生理结构，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构造（比如女性的生育），因而试图通过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受精等方式改变女性由生育所带来的低下状况和屈从地位(P47-48)；甚至提出：“妇女必须逃出异性恋性欲的限制，并通过独身、自愉或女同性恋创造出妇女独有的性欲。”(P4)在她们看来，不论公领域还是私领域，妇女所受的一切压迫都是由拥有特权地位的男性原则的制度和结构造就的，因此要改变妇女的地位，必须推翻男权社会及其一切制度。这一理论强调所有女性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试图为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结成利益共同体奠定基础；同时对女性利益的过分强调，也引起了政府对女性群体的特别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妇女解放的进程。然而，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古今中外的所有女人始终都处于男性威权的统治、压迫之下，那么，这无疑在说明女人没有创造历史的能力，或者说既往的历史都是由男人创造的；“男人是敌人”的立论前提，把男性完全摆在了女性的对立面，忽视了妇女解放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男女两性的合力作用，也忽视了两性作为“人”的共同特性。这种理论不仅受到了以男性为主体的主流学界的强烈批判，而且在女性研究者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性和颠覆性是其显著特点，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的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P59)，甚至认为“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带有“本质主义”的色彩，因为女性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能力、性倾向、年龄等，并没有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同时，后现代女性主义还试图发明一种女性的话语体系，因为在她们看来，“这个世界上用的都是男人的话语”，“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性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因此强调女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争取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P67)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活跃于学术圈内，这种理论对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加强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年龄群体之间的对话，打破森严的等级壁垒，消除对权威的崇拜与迷信，创造新的知识体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对后现代女性主义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女性主义的直接思想成果，因此，女性主义在利用它作为解构的武器的同时，必将会受到它的解构；在利用它作为改造工具的同时，必将会受到它的改造。而这一解构与改造又难免与妇女解放目标背道而驰。”实际上，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在纷繁复杂的解构中很难找到、找准自己的位置，游移的结果必然带来女性内部各种力量的分散或分离。
    事实上，从学术史的发展看，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任何观察中的偏见和局限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克服偏见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尽可能地利用不同研究策略的长处，将各种理论所带来的局限降到最低限度。因此，从中国本土的实际和经验出发，辩证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二、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原则和方法
    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不是要消解女性主义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更不是将多种不同的观点固化成一种声音，而是试图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各种理论及其流派之间寻找必要的张力，在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以便在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和而不同”特色的同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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