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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妻良母这一标准，部分反映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性别定位有助于确立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等差，并且划定高低贵贱的界限。东汉末年的班昭在一本写给女儿的“家训”中对女性角色、责任、义务、行为等提出具体要求，如“以柔为美”、“夫为妻纲”等。班昭的《女诫》一直以来被看成中国女性行为规范的第一本指南书。宋明理学延续和深化了汉代以来的中国礼教传统，对女性提出更为苛刻的礼法要求。中国礼教传统通过树立正面榜样和确立女性行为规范来达到教育感化的目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多为现实中的女性提供反面人物典范。她们中有通奸杀夫的潘金莲、凶悍泼辣的孙二娘、各种阴险狡诈的女妖精等。正反两种典范结合起来对女性的社会行为和身份进行规约。实践中的中国礼教传统给女性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同时用缠足、家法、受刑等体罚形式对女性身体进行摧残。用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苏的著名隐喻“黑暗大陆”来形容中国女性的历史境遇毫不为过。
    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借用旧的女性气质概念来阐释新问题的趋势。模范妇女被重新命名为“新贤妻良母”或“超级贤妻良母”，以此反拨政治化的中性人。人们利用新观点和新元素，修正传统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束缚和探讨当代中国妇女更为复杂的社会角色。“新贤妻良母”的标签标志着对当代中国妇女双重角色的普遍性认同。现代版女性气质对女性做出如下要求：首先，她们应该具有事业心，并且能够胜任本职工作；其次，她们还必须履行传统观念所定义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的角色。也就是说，理想的女人是那些能够在社会、家庭、个人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的女性。积极地看，这两方面的社会期望认可了女性的性别特质及其社会角色定位。消极地看，双重要求会使女性们在社会生活中面临“角色冲突”和“分裂人格”的困境。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代所设定的女性典范遭到当代女性的非议，被新的模范女性取而代之，从而观照当代女性身份的复杂性和深度。女人的着装、举止和行动都要体现女性气质，女人不再需要从形象和心态上都遵循男性标准。这一要求重新强调了，社会性别是社会自然而有价值的划分。此外，不同角色的典范们代表了政府和社会对女性不同层面的要求。笔者把中国现代女性典范粗略地划为4类，以示与公式化、单色调的社会性别模式的区别：(1)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2)拥有出众才华或容貌的名流；(3)贤淑的家庭型女人；(4)女性知识分子。
    李素丽堪当第一类典范。她是北京公共汽车公司的一名售票员。李素丽获劳动模范称号并非因为她有什么英雄壮举，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她具有超强的职业道德感：热情、勤奋、真诚和奉献，不计较肮脏、拥挤的工作环境。除此之外，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和手语。1996-1997年间，她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在北京，来来往往的公共汽车上几乎辆辆挂着“向李素丽学习，提供一流服务”的标语横幅。李素丽与老一代劳模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名女性，她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在正式场合下穿着优雅得体，并略施粉黛。她的照片曾登载于《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与其说她是一名劳动模范，不如说她是一名优雅妩媚的时装模特。
    第二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质，即日益盛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中国文化中涌现出新一代“追星族”。中国社会对演员、歌手、流行作家、运动员之类的名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和崇拜。电影明星巩俐，因其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中的表演而名声大振，其主演的电影有《红高粱》(1987)、《菊豆》(1989)、《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和《活着》(1994)。她的迅速走红，也许要归功于她所拥有的窈窕身姿和动人容貌。20世纪90年代，巩俐成为中国最红的女演员之一，她的照片、花边新闻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和电视中。
    第三类反映的是，与“文化大革命”中“女性性别雄化”趋势相对立的传统价值观的复苏。一个例子是刘惠芳，她是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里的女主人公。这部戏在1990年引起了强烈反响，她塑造了传统女性的典范：柔顺、温良、忠贞、孝顺、智慧和仁慈。尽管有文章批评她保守和盲从，但刘惠芳仍然被公众推崇为理想的中国妇女。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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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化过程分析    热  ★★★ 【字体：小 大 】

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化过程分析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12-06-24 19:43:10   点击数：[]

中，各种楷模供中国女性竞相效仿，但她们全都与过去的官方榜样大相径庭。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女性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一方面，她们迫切希望寻回由于政治原因而泯灭的女性特征。同时，却又面临着掉入传统性别陷阱的危险。她们普遍厌烦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但又不能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虽说历史不能完全打造她们的生活，但是她们的现实处境与中国遥远和邻近的过去休戚相关。基于此，霍尼(Emily Honig)和赫沙特(Gail Hershatter)说：     在“文化大革命”及20世纪80年代，性别问题总是隶属于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文化大革命”时的阶级斗争与8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在这两个时期，女性被告知，她们有能力克服天生的局限并取得成功。“文化大革命”中女性成功的公式是挑战性别化劳动分工，让妇女从事修理高压线之类的工作。在80年代，虽然国家的政策承认劳动的性别差异，但仍教导女性，她们要想成功，必须像男人一样敢于思考和行动。⑥     两位西方汉学家的研究点明了当代中国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之间被忽略或被掩盖的历史联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妇女的地位仍然随着国家政策的波动而波动；妇女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亦随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一系列新的国家政策（计划生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下岗、股份制），在当代妇女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女性对国家政策的长久依赖，多少影响了她们社会性别重建的自主性。     尽管如此，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公众的注意力从集体转向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诸如“自我发现”、“自我分析”、“寻找自我”、“个人价值的探索”及“重新找回个人的尊严和人格实现”等话题占据了公众讨论的中心。⑦这种强调“小我”而非“大我”的说法，标志着当代社会性别话语有趣的转型。80年代早期，全国妇联发动妇女“自爱自强”，具体行为准则为：自尊、自信、自决、自我实现。它反映了新形势下政府对重现的个性的某种政策性适应。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众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日常社会活动的管治。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政治非正确性”而受到挤压和排斥的个人生活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各类女人问题，从生理到心理，从教育到就业，从青春期到恋爱期再到结婚生子，通过官方或其他媒体得到公开讨论。     三、女性气质新概念     女性问题成为当代公众争论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核心问题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女人的理想和理想的女人”，90年代中期的“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90年代后期的“女人回家”等。⑧各方各执一词，就当代女性的社会角色问题和女性气质概念争论不休。尽管如此，争论各方普遍认为，“贤惠”和“善良”依然是中国女性的重要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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