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一、打工作家的底层写作与底层生存 自2005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底层写作”被 正式命名以来，底层作为描述的对象，由谁来表达， 谁来言说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实际上就 是关乎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谁才是真正的底层写作 的问题。从作家身份来看，底层文学基本上是知识 分子或已成名的作家来创作的，如曹征路、刘庆邦、 王祥夫、陈应松、胡学文等，他们或是大学教授，或是 作协系统的作家；而打工文学的作家本身就是打工 者，如王十月、戴斌、张伟明、叶耳等。虽然两者都是 怀着人道主义关怀精神描述底层生活的艰辛和无 奈，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但由于底层文学的作家并 不是底层出身，是站在一个高于底层的位置来观察 底层的，因此，不少人对底层文学能否真正言说底层 表示怀疑。在部分评论家看来，知识分子并不能真 正表述底层，他们甚至会扭曲底层生活，而只有打工 文学这种由身居底层的打工者描写自身生活、自己 为自己说话的文学应该才是真正的底层写作，是真 正从底层发出的声音。因此，可以肯定，打工文学属 于底层写作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是出自底层之 手。排除初期因纪实性强文学性低而受人诟病的打 工文本，而不以任何有色眼光来看现今的打工文本， 我们同样会被作家娴熟的叙事技巧和跌宕起伏的情 节所吸引，谁也不会否认《天堂凹》、《无碑》、《献血》 的文学性。如果以王十月的以让人想一口气读完才 是好小说的标准来看，那么他们做到了.
    打工作家的这种底层写作正是他们的底层生存 造就的。与专业作家相比，打工作家身份有其特殊 性，其本身就是一个打工者，在底层中生活。张伟 明、王十月、安子、林坚等打工作家都是从打工道路 上走过来的。如林坚从1982年来深圳打工前前后后 有将近十年，做过工人、服务员、机关干事等；安子、 王十月、戴斌等亦是如此，写作是他们打工之余的一 种爱好和奢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他们的优势， 这种优势即使是专业作家潜入打工者中生活几个月 搜集素材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缺乏在场感使专业作 家无法触及打工者们灵魂的深处，对他们的实际生 存状况和真实心态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无法与他 们感同身受。而打工作家对最基层的生活有着深刻 的体验，对打工仔、打工妹生存的困境及内心深处的 情感诉求是最为熟悉的，他们是真正融入社会底层 之中，把底层切切实实内化为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家， 因此他们写作中的诉求直接来源于他们自身最真实 的体验.
    打工作家由于其生活的在场感使其写作与生活 胶着在一起，这种写作状态被称为“在生存中写作” 或“底层生存写作”。他们的写作直接取材于自身或 周边打工者的境遇。以张伟明、安子、林坚为代表的 第一代打工作家及王十月、戴斌等第二代打工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的笔触所指，均为从乡下进 城寻找工作的农村青年、流水线上的打工妹等挣扎 在底层的人物。郭建勋在他的《天堂凹》后记中所 说：“上了我这趟列车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人，德宝、 小四川、福林、雪梅、春妹、李元庆，等等，他们要么是 我的乡党亲戚，要么是我的工友同事，要么是我的采 访对象，要么我曾从别人的嘴里听过他们的故事。” 正因为如此，打工作家才能得以近乎白描、近乎摄影 的方式去展示这群生活在最底层人的粗粝、鄙俗的 生活原态，能切身得体会他们那种用自己的青春和 血汗所打造的这座现代化城市对自己的刻薄和遭到 排斥的心情。如果没有这种生活在第一线的经历， 只能是隔靴搔痒。如从重庆来深打工的打工诗人程 鹏，他很多诗歌素材直接取材于自身境遇，如他的 《冲凉歌》，寒冬腊月里，冰冷的水浇灌在饱受身心苦 痛的身上，从头凉到脚，但诗人却唱着歌，如果没有 这种体验是无法写出如此真实的诗歌；《民工程鹏的 工资单》中微薄的收入所承载了太多的生活压力，正 是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然底层生存也会让打工作家在写作上出现瓶 颈，那就是文本流于工厂生活场景的描述，沉溺于自 我苦难的控诉，这只会让打工文学停滞不前，成为主 流作家眼中的“不入流”作品。可喜的是打工作家注 意到了这一点，在后来的文本中逐渐地其书写内容 从生存层面扩展到人性层面，在城乡之间的游走所 带来的漂泊无定、孤独与被拒感、彷徨与无奈感开始 取代单一的求生存、求活路的书写，它表明打工文学 正在不断向上提升，在精神层面完善自己。如果说 早期的打工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抚慰的方式来 舔舐身处底层的痛楚的话，那么，内容扩展后的打工 文学则是站在了更高一层的台阶上，带着对人性、人 情的思考深入解析当下打工一族的精神世界。在这 一方面，它与专业作家的所谓“底层写作”是相通的.
    这种文学创作方式必然会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专业 作家不可能有的底层深度，而他们的先觉悟并对同 类命运进行审视和反思又使其作品具有底层的高 度.
    二、打工作家的身份困境 身份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是指包括身份在内的文 化认同危机。张宁认为，文化认同的产生在于在异 质文化的交往中产生自身危机感,原来自身文化的 基本条件不能接受它,所以自身产生焦虑感和危机 感,为了达到某种新的平衡,以此消解内心的焦虑和 危机,从而产生文化认同的行为。也就是说，当对自 我身份不确定时，就会诱发认同方面的焦虑。打工 文学在与精英文学交往中便产生了自身危机感，这 来自于初期的打工文学因文本的粗糙被视为不入流 文学，被排除在精英文化之外。得不到主流文坛的 认同使打工作家在当代文坛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 归属，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诱发了打工作家的焦虑 感和危机感，由此带来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 神折磨，并进而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做一个恰当的自 我评价和自我认同.
    对打工文学叙述主体身份界定的不确定性导致 打工作家面临着身份困境。而打工作家本身就是一 个不固定的模糊的概念，就如同当年界定“女性文 学”时一样，更多的人纠结于是女性写的作品还是反 映女性的作品，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 性别歧视，女作家也往往对这个称号不认同。今天 的打工作家面临相同的境遇，吕雷就认为“打工作 家”是一种标签的滥用，是一种歧视.
    但问题是打工作家对主流文坛对自己身份的界 定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呢？他们是否认同这种界定或 者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打工小说？理清这点才是 最关键的.
    从打工作家来看，他们对戴在自己顶上的帽子 无可奈何。追根溯源，应该要从第一代打工作家谈 起，如安子、林坚、张伟明、黄秀萍等写作者大都只受 过初高中的教育，文字技巧稍显稚嫩，如安子的《青 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最多只能归入纪实文 学中，甚至有人认为它不是文学作品。因此，此期的 打工作家缺乏与主流作家、评论家对话的实力。这 时，要想进入文坛，必须借助一股助力，尽快为自己 的文字、身份定位，而“打工作家”这个称号就是最好 的定位，因为它既一脚跨进了文坛的门槛，而且又为 自己的文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说理。加上地方政府 的关注和扶持，打工文学开始从深圳波及全国，“打 工作家”的称号基本上得到了文坛的公认。但问题 是，后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打工作家慢慢从打工群体 中脱身，他们摆脱了打工者的身份，不断地突破文学 技巧及通过进修来提升自身文学素养，作品开始在 知名文学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如何把这顶打工作家的帽子戴得更舒服稳妥，而是想摘掉这 顶帽子，努力向主流文学靠近。如深圳大学教授黄 玉蓉所说，在深圳文学圈，不管是作家本人还是作家 的朋友，对“打工文学”这一表述都讳莫如深，好像进 了这个圈子，就代表品味不高，或者就表示作家出身 低微。深圳宝安打工作家群“31区”的聚散离合就是 典型一例。从个体来说，不少打工作家曾因写打工 作品而出名，但并不因此而荣，更多地是利用这样一 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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