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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强，扬州大学文学院

 一
    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包含着一部小说续书史，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续书是从明代白话长篇小说的续书开始的。而在明末清初，小说名著的续书达到了高潮，无形中构成了一种依赖原作、为之续书的传统，影响了有清一代直至民国初年。
    何以明清小说续书如此之多？这种文学现象应当如何评价？近十多年来，不少研究者已有丰富的论述。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所言大都为个性原因，往往针对一部或几部作品，不少原因并不能说明小说“续书热”出现的必然性。例如，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名著往往余韵悠然，有可续之处，可是这只能说明续书有其产生的余地。要说某些续书的出现是因为原书人物未能实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但为什么就不能创作一部作品来体现中国人惩恶扬善的精神？同样，原书写了一个悲剧的结尾，续书翻案写成一个喜剧的结尾，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创作一部小说来满足中国人大团圆的愿望？借助于名著的社会影响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固然不错，但难道只有依靠名著才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吗？那些一空依傍的杰作不是同样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吗？中国文人确实有发愤著书的传统，但难道发愤著书就只能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并没有蹈袭别人，而是写成了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之作。至于说明清两代小说的地位没有根本的改变，为防止别人嘲笑自己染指小说，作者往往隐去姓名写续书，可是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收的1164种小说中，可以明确作者姓氏的仅有170种左右，仅占总数的14.8％而已。可以隐去姓氏为名著续书，也可以隐去姓氏独立创作，为什么偏有这么多人只愿意隐去姓氏续书呢？……① 所以，迄今为止，学术界提供的明清小说多续书的原因大多数只是表明续书有其出现的种种契机和可能性，换言之，这些契机和可能性并不必然导致续书的大量出现。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明清小说续书的规模如此之大？与外国小说的续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续书作者中除了像吴趼人等少数人既创且续以外，绝大多数人除了一部续书之外，再没有看到他们自己创作的小说？为什么没有一部续书能够在总体成就上超过原书？为什么续书的第一个高潮是在明末清初？为什么小说续书的抄袭模拟现象并不稀奇？特别是《红楼梦》的续书，或模拟抄袭原著，或彼此之间模拟抄袭，或模拟抄袭其他小说。从人物命运的安排到情节的叙述，都在所不免。
    笔者以为，明清两代持续的小说“续书热”的存在，除了原著、读者等方面提供的契机和可能性以外，必有其深层次的、必然的、共性的原因。设身处地为小说续书者想一想，其进入续书过程的思维流程应当是这样的：最初自然因为阅读原著而引出种种想法，或反对原书的主旨，或不满人物的结局，或遗憾于情节的残缺，但这种种想法并不必然导致续书。一般读者仅仅或反对、或不满、或遗憾而已；擅长创新者则另起炉灶，不屑于步人后尘；只有既想在小说中一试身手而又难以另辟蹊径者，才会将这些反对、不满或遗憾转化为续书的动力。必须从续书者共有的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上去寻找根本原因。有的论者认为对经典的崇拜和模拟心理是小说续书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涉及到了这一点，但忽视了明清文人对经典的崇拜和模拟心理的特殊性。只有把握这种特殊性，才能透彻地了解续书者之所以续书的心理定势。
    二
    金圣叹说：“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搴裳而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② 金圣叹把稗官与新稗官即小说正书与续书的关系追溯到了儒家经典与传注的关系，并认为子、史以及小说类的仿作或续作的产生，是因为仿续者“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虽未免过分，但自有其道理。不过，金圣叹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方面是有联系的。长期为儒家经典作传注，会导致思想的依赖性，形成一种“注经思维方式”，凡事因袭旧说，缺乏创造性，造成“其才之不逮”的结果。这种状况由于明清两代取士制度的特殊性，在文人中表现尤其突出。
    明清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八股文主要以“四书”章句为题，要求作者“代圣贤立言”，士人自幼就必须钻研“四书”“五经”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完整准确地把握儒家思想体系，熏陶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逐步进行八股文的不同层次的训练，通过各级科举考试的考核，才能进入仕途。一般而言，只要没有考中，士人就不会停止钻研儒家经典、钻研八股文的过程，因此，明清士人对这一过程的投入是长久的，甚至是终身性的。
                           


    由于小说作家大都不署名或使用令人难以考辨的别号，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一一查考许多续书者的真实身份特别是他们的科举生涯。仅知道的几位如《西游补》的作者静啸斋主人即董说，十岁能文，十三岁入泮，十六岁补廪；《续金瓶梅》的作者紫阳道人即丁耀亢，顺治中由贡生官至会安县知县；续写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乾隆六十年进士及第③。他们都熟谙八股文自不待言。仅举三位似乎少了一些，但如果说绝大多数明清小说的续作者都曾经潜心于八股文，应该不是揣测之词，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而明清两代有几个读书人没有自幼在科举生涯中摸爬滚打的经历？尽管后来穷途落魄，无意于功名，甚至托身行伍，但当初都曾是文章之士。这从小说家或小说评点者往往将八股文作法与小说作法相提并论可以得知。例如，《铁花仙史》本为才子佳人小说，而其名却别开生面，故三江钓叟序云：“作者实故意翻新出奇，令人以为‘铁’为‘花’为‘仙’者读之，而才子佳人之事掩映于其间”，如此则“不漏不支，分明融洽，双管齐下，虚实并列，如八股关动题体，此作者铸局命名意也。”花也怜侬《海上花列传·例言》云：“小说作法与制义同，连章题要包括，如《三国》演说汉魏间事，兴亡掌故了如指掌，而不嫌其简略枯窘。题要生发，如《水浒》之强盗，《儒林》之文士，《红楼》之闺娃，一意到底，颠倒敷陈，而不嫌其琐碎。”这里，三江钓叟和花也怜侬均将小说题目视同于八股文题，也有所谓关动题、连章题等等。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第二回评云：“八股名手，凡遇长题，都以点题作波澜，此回即此诀也。村夫无论矣，乃亦有我辈而不解其妙者，我不许其看《红楼梦》。”何以“我辈”应当解其妙？“我辈”者，熟谙八股文之文人也，自应将八股文点题的写作技巧触类旁通，来理解《红楼梦》。类似的说法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足见小说作家或评点者在八股文中浸润之深，以及将八股文作法与小说作法进行交叉渗透的自然与娴熟。因此，包括小说续书者在内的绝大多数明清小说作家都曾有过科举考试的经历，都曾经受过严格的八股文写作训练，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八股文是最典型的命题作文，主要来自“四书”的文题是八股文的灵魂，没有题目，也就无法为文代言。无论实践中能否完全实现，但在理论上对考生的根本要求是依据文题和朱熹的注释“代圣贤立言”，如果自己对文题的理解与朱熹相左，也不能阐述自己的见解。刘大櫆在他的《时文论》中说得十分明确：“八比时文，是代圣贤说话，追古人神理于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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