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之上，须是逼真；圣贤意所本有，我不得减之使无；圣贤意所本无，我不得增之使有。”“作时文要不是自我作论……要合圣贤当日神理，才不是自我作论。”④ 不能“自我作论”，客观上会造成作者在思想和内容方面的依赖性，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考试的需要，就总体而言，八股文逐渐成为一种程式化的文体，一题树标，八股归统，起承转合，勾连成文，即使有变化，也只是不同的题型配备相应的结构方式。这样，客观上又造成了作者在文章形式方面的依赖性。不能说没有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都特立独行、自出心裁、游刃有余者，但毕竟是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自幼及长，从读书识字后开始，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处在这种特殊的文体训练中，这一过程塑造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使之很容易形成“注经思维方式”和模拟心理定势，思维和形式的创造性均受到严重束缚，形成对现成题目、结构的依赖性和代人立言的思维习惯，这是“注经思维方式”最本质的两个方面，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汤显祖云：“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宁惟制举之文，令勉强为古文词、诗歌，亦无往而非墨程也者。”⑤ 为古文词、诗歌不能摆脱先入为主的八股文的影响，小说又何尝能够摆脱呢？所谓“无往而非墨也”、“无往而非程也”，是指没有一种文体能够例外。汤显祖在这里强调的还只是先入为主的八股文形式对其它文体的渗透和影响，而更隐蔽和深刻的影响则集中表现为在长期的八股文训练中易于形成的“代人立言”的思维习惯。章学诚说：“有题目与蹊径，仍是不用八股之时文，他日见解，终不离乎依墙傍壁耳。”⑥ 这里倒是兼顾内容（“代人立言”的思维习惯）与形式两个方面而言。因此，在八股文中浸润甚深的明清文人染指小说创作，一部分人很容易选择借现成题目和基础为原书作者立言的途径，也即选择续书的方式，对他们而言，这样做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离开了现成的题目与原作已经开辟的蹊径，他们就很难措笔。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明清小说续书者的一些关键说法与八股文理论的相通之处。
    在一些小说续书的《序言》和《读法》中，续作者往往标榜续书乃“倚山立柱，缩海通河”，如蔡奡《水浒后传·读法》云：“本传既名《水浒后传》，则传中之事，自应从前传生来……由此而逐渐生去，便令读者只觉得仍是旧人旧事，并非无故生端矣。最得倚山立柱，缩海通河之妙。”《三续金瓶梅》讷音居士序云：“余本武夫，性好穷研书理，不过倚山立柱、缩海通河，因不惜苦心，大费经营，暑往寒来，方乃告成。”这种说法是颇有代表性的。所谓倚山立柱，“山”指原作，“柱”指续作；所谓缩海通河，“海”指原作，“河”指续作。续书者们颇有自知之明，推原作为“山”为“海”，视己作为“柱”为“河”，无“山”则“柱”无可倚之处，无“海”则“河”无可通之源。也难怪小说的续书没有一部能够和原作相抗衡的，更不必说胜于原作了——续作者们从来就没有这种奢望。细加寻究，“倚山立柱、缩海通河”实乃八股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八股文论中，“山”指文题，“柱”指相对的两股。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云：“柱意最要精确，如题中实字、虚字及无字处，各有当立之柱”；“无一定柱法，因题为柱法”⑦；这也就是“倚山立柱”之义。所谓“缩海通河”，“海”指作为八股文文题之海的“四书”“五经”，“河”指每篇八股文，意即士人必须吸化“四书”“五经”的精髓，学以致道，厚积薄发，发而为文，“河”孕“海”意，方能得“代圣贤立言”之妙，正如章学诚在《为梁少傅撰杜书山时文序》中鼓励杜书山通过八股文写作进而“学以致道，如沿河流必至于海为归极也”⑧。可以说，八股文也是一种续笔，一种为研习和保存“四书”“五经”精义而吸引千千万万士人共同参与的续笔。八股文写作与小说续书均须“倚山立柱、缩海通河”的共性，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先入为主的前者是后者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与“倚山立柱、缩海通河”之说相呼应，明清小说续书者又有“借径”或“借题”之类的说法。天目山樵《西游补序》云：“是书虽借径《西游》，实自述平生阅历了悟之迹，不与原书同趣。”陈忱《水浒后传序》云：“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丁耀亢《续金瓶梅·凡例》云：“兹刻以因果为正论，借《金瓶梅》为戏谈。恐正论而不入，就淫说则乐观。故于每回起首，先将《感应篇》铺叙评说，方入本传。客多主少，别是一格。”归锄子《红楼梦补自序》评《后红楼梦》与《续红楼梦》云：“借生花之管，何妨旧事翻新；架嘘气之楼，许起陈人话旧。此《后》、《续》两书所以复作也。但如宾岂有并尊，抑后来更难居上。”所“借生花之管”，自然是原书旧事的“生花之管”。上述诸说，或作者自述，或他人评述，无不拈出一“借”字。
    所谓“借径”或“借题”，自然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虽然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偶尔标榜的写诗作文的动机，然而，恰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恰是在明末清初文人的八股文写作中，借题发挥才成为一时风气。这是因为，以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主张，要求千百载以后的文人的思想跨越历史时空，实现向远古圣贤心境的复归，说出圣贤可能说的话，谈何容易！于是，对于那些在八股文写作中同样追求表现自我的文人而言，“借圣贤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李贽在《与友人论文》书中曾对这种借题发挥的过程和特点予以形象的描述：“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帅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一毫不费力气而自然有余也。凡事皆然，宁独为文章哉？只自各人自有各人之事，各人题目不同，各人只就题目里滚出去，无不妙者。”⑨ 这里所说的文章是指八股文。在《复焦漪园》书中，李贽说过同样的意思：“文非感时发己，或出自家经画康济，千古难易者，皆是无病生吟，不能工……《时文引》必自传世。何者？借他人题目，发自己心事，故不求工自工耳。”⑩ 
    相比于历代文人，明清文人用以“四书”“五经”章句为题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恰恰获得了一种合法的借题发挥的文体。方苞在总结明人八股文时说：“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雕刻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11） 连受命编选《钦定四书文》的方苞，尚且肯定“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的八股文中之“善者”，足见其时此种风气已得到官方的包容和认可，并不认为是离经叛道。无怪乎桐城派的先驱人物戴名世评方苞的“作者七人矣”题文云：“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俯仰情深，欲歌欲泣。”（12） 明末清初八股文写作中借题发挥的风气如此之盛，同一时期小说续书之多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这种现象，不过是一部分文人将借题发挥或“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惯技，从八股文领域转移到小说领域中而已。文体不同，思维方式却是一致的。
    在八股文中，“借他人题目，发自己心事”的模式与“倚山立柱、缩海通河”的模式相比，尽管有借题发挥与正经代言的区别，但利用的依然是现成的题目，现成的文体结构，甚至在表达形式上依然是代言体，与彻底的“自我作论”有别，因此，两者均有预设的立论基础，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程度不同地为立论者提供了方便。而为小说原著作续书，原著已有的基础和为续书者提供的种种方便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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