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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3-0055-06
    文学与科学的关系研究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方向之一，游记文学在19世纪的存在状态这一问题也属于这一范畴，同时它也是文类与时代关系研究的一部分。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思考：一、19世纪是欧洲对外扩张的世纪，与此相伴随的异质文化交往活动亦很频繁，游记文学作为其天然产物之一，成果相当丰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现象。二、在以科学为主导特征的19世纪，作为跨文化交流产物的游记文学在欧洲各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起了相当的奠基作用。三、从文类研究来看，游记作为副文学(paralittérature)处于同纯文学 (“vraie”littérature)相对的位置，(Chevrel, 1989:76;1992:85)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孔布(Dominique Combe)在其《文学类型》中将游记同哲学讲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归在“论”(essai)一类。他即指出这类文体“可能是被思考得最不清楚的一类，意识常常通过排除法来识别它”。(Combe:16)结合国内学界的研究，关于19世纪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它们均围绕以小说、诗歌、戏剧为主体的纯文学作品，对游记一类关注较少；同时国别文学的研究视野决定了游记文学在研究中所处的边缘地位，而后者在跨文化研究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在形象学研究领域，如孟华教授所说，是一片急待开拓的土地。基于以上各个层面的问题，笔者力图以19世纪中期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游记《鞑靼西藏旅行记》（以下简作《旅行记》）(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ibet)的批评史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为线索，对19世纪游记文学在科学规约下的“尴尬”处境进行论述，并主要从欧洲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类属性两方面剖析其原因，试在文类与时代的关系研究方面作一个个案浅析。
    《旅行记》于1851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主要记述了古伯察同其上司秦神甫(Joseph Gabet)于1844-1846年间在中国蒙古和藏族地区的游历情况。游记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并通过各种语言的译本和再版本向欧洲世界传播它的影响。就其影响来讲，首先在于两人的行动对当时的法国及欧洲都有重要意义，他们穿越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到达拉萨，这一经历在西方人的人藏史上写下了新的一笔，在法国同中国藏族地区交往的历史上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其次，古伯察的游记为时代传达了关于藏族文化的丰富内容，被中国学者戴裔煊视为19世纪中期西方民族学的重要著作。同时它也成为后世入藏旅行者的基本读物，关于藏族地区地理、气候、文化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多由此游记的叙述引发，在欧洲关于藏族文化的记述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它的多重历史和时代意义，巴尔贝·多列维利(Barbey d'Aurevilly)指出了其所将经历的批评历程，这是一部将会传世的作品……此著作并非是我们有关亚洲知识的里程碑，而是其总结。那些新的概述和由其他人观察到的现象必然会围绕本书而聚集起来，如同一座丰碑一般长存。这或是为了证实或驳斥他的说法，或是为了从中增补风俗、法制和各种事态可能遭受的变化。（古伯察：13-14）
    关于《旅行记》的批评首先引发的问题是《旅行记》是“回忆录”还是小说？在实际的阅读中，它多是因为其想像性质赢得称誉的。1876年著名的英国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i Yule)在关于普热瓦尔斯基(N. Preievalsky)《蒙古、唐古特地区和北部西藏》英文版的序言中指出，普氏很朴实，他所见的是很精确的照片似的东西，而古伯察更是一个聪明的艺术家，相比之下他更为后者活泼的笔触所吸引。(Prejevalsky: xiv)时隔四十年后，法国著名探险家、语言史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为《旅行记》英文版作的序言中指出，此游记的持续成功在于作者的文学天赋，它使其作品富于想像力。(Huc: v)游记的可读性毋庸置疑，但也正是这种文学笔触使游记在当时多被当作小说性质的作品来接受，并遭致贬斥。玉尔除了提到一些法国人将其作品看作是半小说性质外，还以其朋友朱尔·莫勒(Jules Mohl)的经历做补充。后者谈到他在古伯察出书的年代拜访东方传教会(Estern Missions)宗座代牧主教巴勒耶瓦（Mgr Pallegoix，玉尔认为他来自暹罗）的情景。当时古伯察的书摆在桌上，主教抱歉说他应该将其放在卧室，认为一个主教不应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该被人看见在读小说。而1893年奥尔良王子(Henri d'Orléans)在其《古伯察神甫及其批评者》(Le père Huc et ses critiques)中为他正名时，也间接地表露了游记的社会接受效果。“（它）成为儿童们的读物，如同今天的儒勒·凡尔纳的著作一样……有些人认为它完全是由错误编织而成，其他人又认为它仅仅是一部普通的传奇故事或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内容似乎都不值得过分重视。”(D'Orlé ans: 3)可见，《旅行记》中作为游记这种叙述性文本基本要素之一的主体对客体的描绘和陈述在相当大程度上因为作者文学性很强的叙述手法被掩盖。但值得注意的是，阅读行为所引发的“新奇”感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同游记所描述的对象——藏族文化自身的特质有关，直到今天后者还是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
    《旅行记》“不真实”的另一种反应通过学者的考据工作表现出来。玉尔曾对谁是游记的真正作者一点提出疑问。他一方面通过一些传闻判断《旅行记》是古伯察以秦神甫的书稿为基础写成，同时他又研究了《传信年鉴》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第十九一二十二卷(1847-1850)所刊登的两位神甫的书信，从两人的写作风格上看出秦神甫的报告模糊而无生气，与古伯察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秦神甫关于其在拉萨居住的全部描写中没有如同游记中所描写的与清朝官员的交往，这一点也引起了对古伯察“编造”工作的怀疑。此外，他还结合了普氏所提供的一些材料进行分析。后者在中亚地区游历途中寄回俄国的信中表露出对古伯察记述的“真实性”的怀疑。他对神甫在库库诺尔一带没人怀疑他们的身份感到惊奇，同时他所询问的在塔尔寺居住了三四十年的喇嘛没人说见过一个外国人。而在阿拉善(Ala-shan)地区却有人能记住二十五年前有两个法国人来过。针对这一点，玉尔提示说他们扮作喇嘛可能没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普氏同时也提到他见过的古伯察两人的侍从桑丹金巴 (Samdadchiemba)，后者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但并没有与古伯察相矛盾之处。玉尔最终认为《旅行记》是由古伯察基于两人的书信而做。此外，伯希和也做了相似的考证工作。他在1925-1926年《通报》上发表了《秦神甫和古伯察的旅行》一文，同时参考未刊布的一些文献如遣使会档案馆材料、英国人为其写传记所利用的资料等，尤其是桑德伯格(Graham Sandberg)的《西藏探险》 (The Exploration of Tibet)一书再次进行考证，认为两位神甫确实到过拉萨，但古伯察文中记述的日期都有错误。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被广泛运用，20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威(Paul Demieville)在其《法国汉学研究史》一文中谈到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研究历程时就指出，“当时法国最时髦的是唯科学主义和唯历史主义”。（戴密威：45）
                           


    从普通读者到学者，《旅行记》“真实性”的不足最终被导向对其有无“科学性”的判断。玉尔的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古伯察能画出神奇的景致，但他不仅缺乏科学性思维，也不具备地理学意识，因为有时候即使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这样的旅行者也能对地理学知识有所贡献。那个时代欧洲地理学的发展印记被刻画出来。同样，伯希和虽然认为古伯察做了一次精彩的旅行，且其记述中相关的许多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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