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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俄国文学史上，费·索洛古勃作为一位象征主义大师，颇受争议。从第一部作品问世起，评论家对他的评价就有褒有贬。说他是“处于任何流派及传统之外”(55) 的作家；勃洛克认为索洛古勃的作品“很难用文学理论的尺度加以衡量，……索洛古勃早已是完美的作家，也许，当代还没有谁与其相堪伯仲，他是果戈理的法定继承人，是革命前俄国最后一个讽刺大师。”(160) 他还被称为“颓废派，极度矛盾和病态的灵魂”（阿·格伦费尔德）、“地下室里的叔本华”（阿·沃伦斯基）、“歌唱恶与魔鬼的诗人”（尼·鲍亚尔科夫）、“魔鬼一般的苦行僧”（巴尔蒙特）、“思想性很差的颓废的资产阶级空想家”（卢那察尔斯基）。
    作为象征主义流派中的重要一员，索洛古勃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还翻译了很多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等）的诗作。他的戏剧作品及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在梅耶荷德、波波夫等著名导演的编排下曾在莫斯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科的剧坛上大放异彩。他的小说以其神秘的内容、象征的手法、宗教神话的主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索洛古勃在俄国文学史上承上启下。他汲取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契诃夫等俄国经典作家作品中的有益成分，广泛运用古希腊多神教、基督教、犹太教、诺斯替教及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神话题材，开创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创作模式。自他以降，俄罗斯不少著名作家都得益于他的创作手法。如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钦·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时空变换的手法明显受到《创造的神话》的影响。在1905—1919年间，索洛古勃曾与高尔基、安德列耶夫、库普林并列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四位小说家。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如吉皮乌斯、苔菲、维亚契斯拉夫·伊万诺夫等都高度评价他的作品。曾有学者指出，索洛古勃和别雷的小说创作是俄国象征主义小说创作的双璧。此语是否有夸张之嫌，我们姑且不论，但索洛古勃在象征主义流派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索洛古勃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在俄国先锋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索洛古勃功不可没，可以说是其直接前驱。这一点还没有被研究者充分认识到：索洛古勃在先锋主义文学中的地位基本上被其后另一位象征主义者安·别雷的光芒遮蔽。有研究者认为，别雷的《彼得堡》是第一部具有先锋主义倾向的小说。(115) 其实不然。安·别雷曾回忆道：“他（索洛古勃）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从现实和写作的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我散文的老师，比我诗歌的‘导师’勃留索夫更强。《死的毒钩》、《卑劣的小鬼》、《童话集》确实已成为我的案头书，我走进它们，生活在其中，而不仅仅是阅读作品；《火圈》也同样如此。”(370) 从索洛古勃本身而言，其小说无论从创作手法、思想内容，还是审美范式的转变都已明显具有先锋主义的特点。无怪乎俄国先锋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及实践者扎米亚京认为：“索洛古勃用自己所有的散文急剧扭转着被自然主义踏平的道路，无论从生活习惯，语言还是心理描写方面。在探寻全新的俄罗斯散文风格方面，在俄国散文同现实主义传统斗争中，在它试图架设通向西方的桥梁方面，如果定睛细看，这一切当中都有索洛古勃的影子。索洛古勃揭开了俄国散文的新篇章。”(29)
    俄国先锋主义文学（包括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是20世纪初俄国文坛上高举反传统，求创新旗帜的文学潮流。它以现代派文学为基础，无论从诗学手段、美学理念还是思想内容方面都明显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然论其发轫，追其本源，先锋主义之基本特征在象征主义大师索洛古勃的小说中已尽显端倪，而非稍后之别雷小说中始现。
    象征主义者力图创造一种全新的艺术创作方式。作为其中一分子的索洛古勃身体力行着这一标准。他认为，艺术应该“力求反映生活的整体，不仅仅是生活的外表，不是生活的个别现象，而是用象征的形象手段来实际地描绘隐藏在偶然、零散的现象背后，与永恒、宇宙、世界的过程构成联系的那种东西。”(22) 这种新艺术应建立在对传统价值和文学传统的颠覆与解构之上。不仅如此，它还应具有宗教性，“当代艺术具有宗教性因为它是象征主义艺术，而象征主义总是给我们普遍的凝聚感；它将所有的现象归结于一个共同的开端，就像宗教一样，试图参悟生命的意义……”(208) 也就是说，索洛古勃赋予象征主义艺术以宗教意义，希冀以一种“新宗教”的艺术创作方式取代陷入僵化教条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和创作论。同实证主义相反，索洛古勃不认为现实世界可以通过理性认知，现实世界的奥秘隐藏在偶然零散的现象背后，只有通过神秘主义的直觉方式才能获得感应。可以说，索洛古勃无论从创作的方式还是从认识论层面都力求超越前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求新求变，而求新求变是任何一个先锋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创作方针。
    综观索洛古勃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索洛古勃的小说中首先表现出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拒绝和否定的思想，正如他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切鲍塔列夫斯卡娅所说：“编织贯穿索洛古勃所有诗歌和散文创作最突出，最清晰的线索是对现实世界，对未改造的世界的拒绝和否定。他的一系列主人公，包括纯洁的少年、美丽的姑娘、老人及孩子，都一边经历着尘世的存在，一边坚决地否定它，对它说‘绝对不’。”(652) 因此索洛古勃被称为始终如一的颓废派。索洛古勃的这一思想深受尼采及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索洛古勃的现实世界里，天气始终是灰蒙蒙的、阴晦的，给人一种压抑、无望的感觉；“人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彬彬有礼地相互致意，好像是人们住在这座城市里和和睦睦，友好亲善，甚至非常愉快。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好像是如此而已。”[9](3) 浮华的日常生活表面下掩盖的是庸俗与罪恶，人们在不经意的庸庸碌碌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却是人性本恶这一伦理学命题。
                           


    索洛古勃拒不接受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无论从世界建构，还是人本身，都毫无可取之处，薇拉之死象征着他对现实的绝望（《念蛇咒的女人》）。索洛古勃渴望追求无限和永恒，追求不朽，但粗陋鄙俗的现实世界是有限的，恶通过物质世界束缚着人们的精神去追求超物质的永恒存在。这种恶根深蒂固，来源于心与物的二元对立状态，是精神无限与物质有限之间的不和谐造成的。死亡是摆脱恶的束缚的最佳手段，索洛古勃的主人公面对死亡时都表现出心如止水、视死如归的状态。死既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离弃，也是对无限精神及永恒的向往与渴望，所以死亡成为索洛古勃小说中重要主题之一也就不足为奇。改造物质世界的途径显然行不通，索洛古勃不认为现实世界可以改造。改造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原有的基础还有可取之处，只需要在上面换些材料即可。他青睐的是“创造”。所以索洛古勃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两个世界的对立：丑恶的现实世界与创造的乌托邦世界。在这里，索洛古勃将审美视角转向了“审丑”，为俄国先锋主义文学审美范式的转变开了先河。“丑在传统美学中只是一种否定的力量，而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美学中，则丑与荒诞代替了崇高与滑稽，成为非理性的审美理想的标志。”[10](380) 《卑劣的小鬼》、《创造的神话》、《噩梦》等小说中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基本都是一些跳梁小丑。彼列多诺夫心理阴暗，卑鄙龌龊，反而成了理所当然的主人公，成为贯穿《卑劣的小鬼》与《创造的传说》两部小说的人物。他仇视一切，破坏一切：告密、迫害，折磨……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彼列多诺夫丑得可爱，丑得可恨，丑得可悲。通过对这一丑角的刻画，索洛古勃“试图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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