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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钧，1954年生，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便开始了，据北塔的《纪德在中国》①，1923年第14卷第1期的《小说月报》上，沈雁冰撰写的“法国文坛杂讯”首次介绍了“颇为一般人所喜”的作家纪德的简要情况。从此，纪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生命历程。在这八十多年中，纪德在中国不断地被介绍、评论和译介。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更是被一译再译，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自不同译家。他的思想和创作历程也逐步为中国读者认识，再认识。此间，纪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遭受过误解、曲解乃至批判，但总的说来，这八十多年是中国读者对纪德不断认识和加深理解的过程。本文将结合纪德在中国译介和接受的情况，着重对其中几个重要阶段作一梳理与分析。
    “谜一般的纪德”
    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对纪德及其作品的理解一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盛澄华和李玉民是中国对纪德作品译介最多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盛澄华在上世纪40年代说：“纪德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释的作家。”而在纪德离开这个世界五十年之后，翻译家李玉民这样说道：“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中国当代作家叶兆言几乎完全认同这两位翻译家的看法，他在《谜一般的纪德》一文中写道：
    纪德是记忆中谜一般的人物，他的书总是读着读着就放下了，我想读不下去的原因，或许自己不是法国人的缘故。从译文中，我体会不到评论者所说的那种典雅。一位搞法国文学的朋友安慰我，说这种感觉不对，有些优秀的文字没办法翻译，譬如《红楼梦》，翻译成别国的语言，味道已全改变了。②
    在叶兆言眼中，纪德是个谜一般的作家。他试图把原因归结于翻译，认为翻译改变了“评论者”所言的，也是他所期待的纪德的典雅。然而，这显然不是本质因素，仅仅是“一个借口”，他“面对纪德感到困惑，有着更重要的原因”。文中另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
    我想自己面对纪德感到困惑，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真正地走近他，早在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就知道纪德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个同性恋者的纪德很难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有趣的是，纪德在中国人的阅读中，始终扮演着一个若即若离的左派角色，早在20年代，他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到抗日战争期间，更是当时不多的几个走红的新锐外国作家之一。打个并不恰当的比喻，纪德对于我们父辈喜欢读书的人来说，颇有些像这一代人面对马尔克斯和昆德拉，即使并不真心喜欢，也不敢不读他们的东西。③
    纪德的书读不下去，是因为“不能真正地走近他”，即上文两位译家所说的，难以真正理解他。在叶兆言的这段话中，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纪德之于中国读者的形象以及近八十年来纪德在中国的传播踪迹。确实，如叶兆言所言，早在上世纪20年代，纪德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北塔在《纪德在中国》中，对纪德首次在中国“登场”的时间及20年代的译介情况有明确交代：沈雁冰在1923年第14卷第1期的《小说月报》上撰写“法国文坛杂讯”，谈到纪德；1925年第20卷第9期的《小说月报》又发表了赵景深的短文《康拉特的后继者纪德》；1928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穆木天译的《窄门》。到了30年代，随着丽尼翻译的《田园交响乐》（文化出版社1935年版）、穆木天翻译的《牧歌交响曲》（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这两个不同版本的问世，卞之琳翻译的《浪子回家》（文化出版社1936年版）及郑超麟译的《从苏联归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的出版，纪德在中国迅速“走红”，并且“始终扮演着一个若即若离的左派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叶兆言指出，在那个年代，即使人们“并不真心喜欢”纪德，也“不敢不读”他的作品。言下之意：即便读了，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和走近他。然而，即使在中国一些翻译家和作家眼中，纪德是“最不容易解释”、“最不容易捉摸”、“无法真正走近”的作家，可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的八十年中，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始终试图接近他，理解他，走近他的世界。
    理解源自相通的灵魂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初沈雁冰撰写的文坛信息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纪德这个名字，那么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则是一篇真正试图走近纪德、深入纪德世界的研究力作，具有特别意义。盛成对张若名的这篇博士论文赞赏有加，称“若名做了纪德的研究，她也就成了纪德的伯乐”④。
    “纪德的伯乐”这一评价看似有些过分，但我们从纪德给张若名的信中看到，张出色的研究使她不仅成了“发现”纪德的“伯乐”，更是赋予作家以“新生”的知音。纪德在读了张若名的博士论文后，给她写了一封充满感激的长信，信中这样写道：
    您无法想像，您出色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鼓舞和慰藉。旅行归来后，我拜读了您的大作（我曾将它放在巴黎）。当时，我刚好看完一篇登载在一家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写给安德烈·纪德的悼词》。作者步马西斯及其他人的后尘，千方百计想证实：如果我的确曾存在过的话，那么已真的死去了。然而，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大作第五章特别使我感到欣喜，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每当塑造一个人物，他总是首先使自己生活在这个人物的位置上；等等……前前后后的这些评论，正是我很久以来所盼望的。据我所知，以前还从来没有别人这么说过。⑤
    细读这封信，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首先是纪德当时的处境。从信中看，当时法国文学界似乎对纪德的文学生命表示怀疑，甚至否定。所谓“悼词”，是想说纪德“已经死去”。而张若名选择了“死去的”纪德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对纪德莫大的鼓舞和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德仿佛获得了新生。在法国文学界对纪德有着种种误解，甚至怀疑否定的时刻，一位中国女性却以另一种目光，东方智慧而理性的目光，观照纪德，为理解作家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如歌德所言，提供了一面“异域的明镜”，为认识纪德投射了另一束智慧之光。其次，张若名对纪德的选择不是盲目的，对纪德的赞颂也并非出自情感上的认同，而是基于严谨的分析和深刻的理解。
    《纪德的态度》这篇博士论文篇幅并不长，原文共128页，却以东方女性独有的视角，对纪德作了揭示性研究。借纪德自己的话说，这篇论文试图“概括说明我的真面目”⑥。
    从译介学的角度看，张若名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作为东方女性，她的研究在角度和方法上，都刻下了“中国”的烙印，闪烁着中国古老智慧的光芒，为法国人理解纪德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对此，我们可以作如下说明。
    第一，张若名以不同于法国人的目光，全面观照纪德。在法国评论界看来，“多变”与“令人不安”是纪德难以被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张若名的论文中，我们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见解：
    纪德的人格究竟怎样？表面看来，它似乎游移不变，以其不同的特点引起读者的不安，实际上，纪德却热衷于突出他的每一个倾向，喜欢他们各异，并全部加以保护。他为每种倾向而生，直到创作一部作品来象征它。纪德不愿把自己凝固在他创造的一种或几种生命形态中。在他看来，每种形态，只要他经历过，就是一个令人非常惬意的住所，但他不会再走进去。每创造一种生命形态，他都会摆脱它。纪德人格的演变像一次次的开花，每次都异常鲜艳夺目。⑦
    张若名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30年。当时，法国文学批评界对纪德的创作看法不一，对他的“多变”表示不理解，甚至有评论说他是“变色龙”。张若名的观点截然不同。她以东方女性富有色彩的笔触，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表明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要区分表面的纪德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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