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纪德；二是纪德的生命在于不断创造，不断超越；三是“纪德人格”之花一次次盛开，“异常鲜艳夺目”。20世纪30年代初对纪德的人格和文学生命的这一总体把握如今看来是多么深刻，这是当时许多法国评论家所不及的。
                           


    第二，既有严密的分析，又不乏闪光的洞见。细读《纪德的态度》，我们发现，张若名身上体现的中国智慧在具有西方特色的严密分析中时时闪烁出光芒，照耀、引领读者去发现法国评论家未曾发现的纪德的不同侧面。如在论文第二章“纪德的宗教信仰”中，张若名分析了纪德的信仰及信仰的“分崩离析”同他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张若名对纪德的《如果种子不死》、《地粮》、《六论集》等作品的引证，充分体现了她的洞察力，她在该章结尾处这样写道：
    纪德放弃自我，而去拥抱人和人物的生命，并把他们活脱脱地化为己有；他奉献他们以爱心，用自己的力量使他们丰富起来。“对自我的最高肯定寓于自我的否定中”。这是基督教道德的神秘的中心，也是获得幸福的秘诀：个人的胜利在于个性的放弃之中。⑧
    对张若名在论文中闪烁的智慧的光芒，纪德非常欣赏。他在给张的信中明确表示：“我认为这完美地阐述了那些在我看来十分明了的东西，令我诧异的是，这明了的东西，竟有那么多的人觉得很晦涩。”的确，张若名的分析往往一针见血，揭示出纪德的深刻之处。
    第三，张若名对纪德作品的理解和领悟，得益于她深厚的中国学养。论文中，我们不时读到明显具有中国哲思色彩的语言。对纪德人格的讨论，法国文学评论者往往观点不一。由于纪德表面上的多变，特别是他面对社会、家庭甚至友人的叛逆精神，在一般的论者看来，他的人格似乎有着“分裂”的特征，他的道德品格、艺术追求与人生态度也仿佛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但张若名却以辩证的目光，对纪德人格的演变作了如下评价：
    纵观纪德人格的演变，其中有道德、神话、艺术三种要素同时存在着。它们平行发展，因为各于其人格当中据有自己的领域；又偕同演进，因为它们休戚相关；道德的品格和现实的生活接触，引起纪德焦虑和不安；艺术的品格使纪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德津津乐道于这样的情感，并且促使他剖析道德戏剧的每一成分；神秘的品格使纪德遁入生命幽深的境域，引起他的热狂，而道德的品格和艺术的品格从中汲取力量。但三者却朝同一方向发展。⑨
    从矛盾中洞见统一，张若名的这一观点深得纪德之心。这一观点几乎贯穿了《纪德的态度》的全文。
    第四，作者与研究者的灵魂共鸣。一个东方女性，在法国批评界对纪德普遍表示不解甚至否认的时候，却选择了纪德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原因何在？当法国批评界和普通读者对纪德的变化及种种矛盾表现出困惑之时，张若名如何能以不同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人格无比高大”、寓“一致性”于矛盾之中的纪德形象呢？台湾的林如莲对纪德与张若名之间这段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作了深入研究，写下了《超越障碍——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一文，发表在台湾1991年7月第23期的《中国历史学会集刊》上。在这篇长文中，林如莲对中国青年赴法的缘起、张若名与新文化运动、张若名的纪德研究等重要方面作了有益探讨，其中有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张若名何以选择纪德开辟了思路。“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甚么原因把一个年轻的中国妇女吸引到纪德的艺术中去呢？”在林如莲看来，原因有多种。一般人认为张若名选择纪德，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末纪德“声名大噪”，张若名因此被吸引。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纪德是一位传统的破坏者，同时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位个人主义者。因此对于一位在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传统社会决裂，后来又从新组织近五年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青年妇女来讲，纪德作品的讯息就非常重要”⑩。林如莲认为，《纪德的态度》这部论文的主旨显示了一个重要讯息：她透过摆脱现状和开始新生活来寻找出路。林如莲的分析揭示出，张若名选择纪德并能深刻理解纪德有着深层的原因：“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青年而言，渴望得到自由的个性是最重要的。”(11)如此看来，张若名的选择不仅是必要，也是必然。正是在灵魂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促使张若名不断靠近纪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张若名对纪德的理解源自接受美学范畴的“视野的融合”，源自两者灵魂的共鸣。张若名对纪德的理解和纪德对这份理解的分外珍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独特的目光和多重的选择
    无论在法国，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自《访苏联归来》问世之后，人们对纪德的认识似乎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从道德层面，进入了政治层面。纪德的文章在苏联一度成为禁品，法国的左派对纪德公开谴责和攻击。在中国，也恰是在1936年前后，出现了对纪德的大规模译介和不同角度的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访苏联归来》问世前后纪德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在《访苏联归来》诞生之前，中国翻译界最关注的是《田园交响曲》。1935年，丽尼翻译的《田园交响曲》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书”，由文化出版社出版；1936年，穆木天的译本以《牧歌交响曲》为题，由北新书局出版。这些书被介绍到中国之前，纪德的部分作品已有译介。1928年，穆木天翻译的《窄门》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1年，王了一译的《少女的梦》(L' Eeole des femmes)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从翻译情况看，《访苏联归来》问世之前，纪德在中国的传播并不太广，影响也有限。但是，对《访苏联归来》一书，中国翻译界与评论界反应十分迅速。《访苏联归来》于1936年11月在法国问世，次年4月，郑超麟翻译的《从苏联归来》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署名为林伊文，即郑超麟的笔名。同年5月，上海引玉书屋出版了无译者署名的《从苏联归来》；1937年7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了郑超麟译的《从苏联归来》。1938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又推出了郑超麟（林伊文）译的《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关于《访苏联归来》出版前后对纪德的研究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沈宝基的《纪德》。该文发表在《中法大学周刊》九卷一期（1936年4月）上，署名“宝基”。文章首先简要介绍纪德生平，继而评述了其主要作品，如《刚陀尔王》(le roi Candaule, 1901)、《讬言》(Prétextes 1903)及《新讬言》(Nouveaux prétextes 1911)、《背道者》(L'Immoraliste,1902)、《窄门》(La porte étroite,1909)、《田园交响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1920)、《造假钱者》(Lesfaux-monnayeurs,1926)、《妇人学校》(L'école desfemmes,1929～1930)以及《若是种子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 pas,1926)等。从研究范围看，沈宝基的文章涉及了戏剧、小说、日记等体裁，足见其视野开阔。评述中，沈宝基虽然没有深入分析有关作品，但往往以简洁而略显散文化的语言，一针见血点明作品主旨和思想。从文中对纪德思想转变的评论看，沈宝基对纪德的创作与其精神状态之间联系的分析相当有见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往往不自觉地，讲起布尔乔亚的虚假、谎言、畸形。但他缺少战斗精神：虽在咒骂压制他生活的环境，他仍然接受了这个环境，不想作强有力的反抗。这一点可以解释了他的社会意识的平凡、他的褊狭和不能超越他自身的阶级的天才的限止。由于他的描写的世界崩溃的大胆，由于他的悲哀的结论里表示出中了毒的未来之辈的不可逃脱的命运，我们便知道作者的精神非常不安，总有一天有脱离帝国主义的可能。”(12)我们看到，沈宝基非常关注纪德的精神状况及其思考演变过程。而理解纪德的障碍，恰恰源自纪德思想在不同阶段的突变。他在刚果之行与苏联之行前后的思考转变之快也正是造成众多研究者评说纷纭的关键原因。
    20世纪30与40年代，对纪德的翻译与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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