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但最后还是从“科学”的观点进行考量，认为其叙述不精确，历史性弱化，其中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不能为历史学家所用。这样两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古伯察提出了要求，即作为传教士的古伯察应该同时成为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时代的局限决定了无人能像当代德国萨尔大学的学者施米令(Manfred Schmeling)一样，在关于游记文学的思考中提出想像与客观记录的界限问题。(Schmeling: 59)。
    针对学者的诸多批评，不少游历者都为古伯察辩护，双方在很长时间内展开了关于其游记记述真实与虚假的论战。1891年法国旅行家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在其《勇闯无人区》(De Paris au Tonkin à travers leTibet inconnu)中为古伯察两人正名：
    有人尖刻地批评他们，甚至指摘他们把好几条山脉忽略过去了。在两位神甫的记录中曾有大河的地方，三十年后经过那里的人却只见到一条小河，因此有人嘲笑他们，其实这些地区的河流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那些批评的人完全忘了，这两位神甫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旅行的，当时没有足够的仪器进行周密的考察，人数又少，又在未知国度旅行，如何能进行详细的勘察呢？……我们应该对两位神甫抱以更为宽容的态度才对。（邦瓦洛特：378）
    同年美国人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在其《喇嘛之国》(Land of the Lamas: 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Mongolia and Tibet)中也希望重版古伯察游记并加一些注释（1924年该游记的包士杰[J. M.　Planchet]版本就是应北京的传教士要求，在增加历史和地理考释及一些汉字专用名词的基础上再版的），以增强人们对普氏关于神甫两人指责的判断力。同时，他在1910年的《通报》上发表文章，就梅尔思所认为的古伯察关于诺们罕噶尔丹·锡图生平等的记述是臆想出来的一点进行批驳，“梅尔思肯定完全错了。正如1877年向理藩院呈奏皇帝的表章所证明的那样，该文已由9月7日北京《邸报》发表。”（古伯察：524）从某种意义上讲，柔克义的辩护向那些对游记一概否定的史学家过于决然的判断提出了警示。同样，1893年奥尔良王子在其《古伯察神甫及其批评者》中坚持了游记描述的确实性。他指出，“尽管诸如爱莲斯(Ney-Elias)、玉尔等英国人和其他人或在地理学会的报告中，或在序言中回答了普氏，但这位俄国旅行家对古伯察游记的批评依然被许多地理学家们所接受。” (D'Orléans: 4-5)他对游记的这种接受效果并不满足（包士杰也有同感，并将其与斯文·赫定[Svin Hetin]赢得的荣誉相比），认为那只是限于“有趣”，而他更想强调的是其在地理学上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认为当时对地理发现不太重视的态度是许多思想家不读古伯察游记的原因。事实上，身处19世纪末的奥尔良所要强调的是19世纪中期古伯察的入藏行为及其对藏族地区的各种描述在地理学等方面的重要性，游记的意义亦表现在此。同奥尔良自己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Du Tonkin aux Indes, Janvier 1895-janvier 1896)所宣扬的思想相互联系，他认为这一地区正是处于扩张中的法国殖民势力可以延伸的广阔领域。到了1932年，弗尔涅(P. Fournier)在其著作《15-20世纪法国自然学家传教士的旅行和科学发现》中作了总结性发言。他将古伯察和秦神甫视为19世纪上半期中国部分的代表。关于对他们的批评，他提到普氏的指责，指出爱莲斯、玉尔等人对古伯察游记的同情，还认为奥尔良、邦瓦洛特、柔克义、兰斯(Dutreuil de Rhins)、斯文·赫定等人都肯定了古伯察记述的精确性，还有考狄(Henri Cordier)的文献作为支持。他最终认为古伯察两人首先是传教士，他们不是学者，也不是地理学家，尽管他们没有经受过科学训练，但已经是很优秀的观察者，对气候、植被、河流等的记述实有其价值。他还认为从科学和文学的角度，古伯察的游记都被低估了，他的语言优美而有趣味，符合最纯正的法国传统。(Fournier: 24-25)
    基于以上考察，在关于古伯察游记“文学性”、“真实性”和“科学性”的论战中，不管批评者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科学性”都成为评判的最终标准，它主要包含地理学的精确和历史学的“真实”，这些内容成为时代赋予游记的社会角色和任务，远远超出了它原本具有的娱乐性质。联系19世纪法国及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状况，我们不难理解游记文学所处的这种状态。
    英国人梅尔茨(J. T. Merz)在其《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中宣称，“本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梅尔茨：79）这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游记文学命运的基调。与此同时，19世纪欧洲国家向外部世界的大力扩张是其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它直接带来了诸多领域的副产品：各类商品的输入、考古活动的开展、地图绘制等实用工具的发展、基督教文化的传播等，其中游历者的旅行记录成为数量众多的文化产品之一。这种对“域外”民族地区见闻的记述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各社会科学的发展。学者们依据游历者的旅行记录对原始初民的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信仰等进行研究，扩大了原有的认知范畴，发掘了新的研究视角，到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在逐渐膨胀的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纷纷得以建立，它们无一例外地要求学术的、无偏见的“科学性”。麦克斯·缪勒(Max Mueller)于1870年在其《宗教学导论》中就将宗教学定义为“一门关于宗教的科学，以不带偏见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比较人类的一切宗教，或至少是以比较人类所有的最重要的宗教为基础”。（夏普：1）此外，人类学家在其研究中业已发现游记作者记述的不确切性，被人称为对这种不确定性很有直觉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D. Tylor)就提醒学者们在做评断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到了20世纪 30年代，更有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 (Lucien Lévy-Brühl)对游记作者满怀怨气，
    “最先看见这些不发达民族的人们，即使他们要在这些民族中间逗留很久，也往往忙于研究另一些事物，不会去对他们所接触到的制度和风俗作精确、细致和尽可能充分的观察。他们只是记上他们认为最突出、最奇怪、最强烈地打动他们的好奇心的东西。这一切他们描写起来或多或少是成功的。但是这样搜集来的观察，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附带的东西，进行这种观察，从来就不是他们要在这些民族中间逗留的主要原因。此外，这些观察者从来就是在描写事实的同时不客气地给事实以解释。批判审核的观念对他们完全是陌生的。他们岂能想到，他们那一切对事实的解释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和曲解，而‘原始人’和‘野蛮人’几乎永远是十分谨慎地隐藏着他们的制度和信仰中那些最重要最神圣的东西呢！”（布留尔：23）
    “19世纪在这两个方向——积累知识的方向和凝缩知识并使之理想化的方向—一都作了大量令人瞩目的努力。就前一方向而言，19世纪是史无前例的，而在后一方向上……本世纪已完成了这样的工作：它制定了关于扩展知识的正确方法的较明确观点，以及关于知识可能统一的独特概念，并用专门语言把它们积淀下来。”（梅尔茨：26）而游记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它又受到各种知识学科的规约：地理学家要求数据的精确，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要求资料的翔实和确定，历史学家要求事件记述的确切。这就使原本相对松散的、自由的作为文学的游记在19世纪各学科研究者的规约下几乎要变成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著作，它在各学科间被置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以致达到相当的“异化”。
    针对游记文本在19世纪被赋予的特殊的历史命运，对这种介乎文学与科学之间的“游离”状态，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游记作者来看，19世纪的游历者多是普通人，他们主要为了探险、游历或传教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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