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欧洲之外的世界，这种身份决定了其对对象国文化的接触方式、观察视角、记述程式都具有个人化色彩。而研究者们多偏爱书斋，固守书本。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说，“迪尔克姆(Emile Durkheim)不是一个亲赴实地的人，而我却通过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现了实地人种学。” （埃里蓬：25）这部分反映了当时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对文本的依赖。相反，他们却要对游记作者提出“科学性”的要求，并对其进行责难。
    其次，从游记的文类性质来看，内容的纪实性和按照物理时间流程进行记述的单一形式是其最主要也是最稳固的特点，这相反也形成了它的保守性。在同科学的关系上，与纯文学作品相比较，后者具有更大的可融合性。它因其虚构的特质、形式的灵活可以吸收并借用各种新兴的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以实现某种新的发展。在19世纪的法国，我们可以看到圣伯夫、泰纳、勒南和贝尔纳等人均受到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分别在文学批评、艺术、宗教及医学研究中有所突破。从文学创作来看，科学向文学的渗透除了在巴尔扎克及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留下了印记外，主要表现在以左拉为核心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创生和发展上。应该注意的是，文学发展的这种新方向是创作者们基于时代思想的影响自主选择的结果。对游记而言，从作者、内容到形式都难以接受“科学性”的改造。旅行记述以所见所闻为主要内容，其中又难免夹杂道听途说和个人观感，这种“不确定性”是其固有的特点。如果按照德昆西关于重教化的“知识文学”和重感化的“权利文学”的划分，则原本属于后者的游记文本却因为学术的需要被挤为前者，这一外在的、非内在发展需要产生的推动在各学科起步的19世纪终究难以改变游记写作的整体状态。同游记文本相似，马德(Roger Mathé)关于异国情调文学(la littérature éxotique)在19世纪发展状况的研究向我们提示了那个时代与跨文化主题相关的文学形式的最终走向。这种文学“为了寻求生存之路，采用了更精确和更细致的形式。异国情调从而丧失了它的纯粹性和色彩，开始服务于社会学、民族学和哲学的目的”。(Mathé:125)
    最后，从游记的对象和功能来看，它终究是面向大众的，是“文学”的、娱乐性的。但在欧洲对外扩张、科学进步、现代文明发展的 19世纪，它以其对域外民族社会、宗教、语言、风俗等的描述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关注，从而在加入到欧洲各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同时，必然受到其外加的强制性的规范。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也许是19世纪学者们期待的那种游记，但作者已然是经验丰富的专业研究者。所以，从游记文学在19世纪遭到“异化”的历史境遇中可以看到，一定的历史时代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各种社会思想的规约和影响，但文学因为其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又能维持自己独立的发展轨道，这种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文学的多样性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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