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惊异的美，使人兴奋。那些对人类困境的执着思考，那些对自身历史境遇的真切体味，那些对生命的悲哀而又乐观的哲学感悟，形成了一种意识上深刻的紧张，造就了热狂与冷峻、痴迷与理智、生与死、人与鬼、光明与黑暗、人间与地狱的无比奇丽的挣扎。
鲁迅先生1926年出版了一个古文与白话的杂集，取了一个阴森的名字——《坟》。这在他自己，“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就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⑵而对于读者，他说：“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若干岁月后又化为烟埃，并为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成了。”⑶人的希望，人的确证，无需外求，就在这些生的当下的反抗之中。人向死而在，向坟而反抗。坟，这小小的丘陇虽然是死的标志，同时也是“曾经活过”的证明。
 “坟”表明鲁迅一方面仿佛是以故意的虚无状否定旧我，另一方面又对旧我怀着隐秘的珍惜和爱恋。坟墓是表明灵魂不灭的一种形式，这无疑是与死亡相连的，而鲁迅的作品从来就不畏惧任何“死”的暗示与明宣。鲁迅《两地书》中记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有很多偏激的声音。”他的作品之中也多有病、死、鬼，他在《野草》中这样说道：“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我们与其说《野草》是一部散文诗，到不如说它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生命哲学”。在其间，生与死几乎是一条贯穿的中心线索，二十四章散文诗中有十八章谈论到生与死。但是，尽管在《野草》中许多篇章都写到死亡，然而那是诗人希望在死亡中得到生存，这种写法也许可以称着“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生而直面死亡，这恰是鲁迅大无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是诗人对同时代进步青年敢于反抗压迫、抗击黑暗的战士精神的讴歌，也是诗人对青年一代的迫切希望的情感的显现。
其实，在写作《野草》时，五四运动以后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好些问题对他的影响仍然很大，那时候阵营内部出现了将牺牲精神绝对化的倾向，甚至很多人在思想上已发展到“轻死”的地步，蔑视人的生命价值。鲁迅对这种麻木而盲目的牺牲观念深表担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鲁迅不得不这样呼吁：“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以血的洪流淹死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他认为真正的改革者绝对不能“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他近而大声疾呼：只有“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换来“后人的‘生’”。可见在生与死中，鲁迅是何等的看重生。为此很自然地，将自己对生命的价值取向注入了《野草》的创作中，向死而生，诗人一直都在努力寻求一条生存的道路，为他自己，更为一个民族。

 

二、      意识的形成

1、家庭经历。
这个问题我想着重谈谈鲁迅先生。许多艺术家在童年时期都有目睹自己家庭不幸的经历，尤其是亲人的亡故，对他们稚嫩的“白板”一般的心灵产生强烈的情感印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说尽了他幼小心灵的全部辛酸。
鲁迅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1893年秋天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他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1894 年冬天父亲吐血病倒。他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受冷眼和侮蔑。1896年10月12日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他妹妹因天花而死，他四弟因肺炎而夭折，尤其是父亲的病为庸医所误；他没有神力救他们于病痛和死亡的魔爪下。这一切，形成了他意识深处的负疚感。这种有罪意识和赎罪意识使他前赴日本学医，使他终生以一个医生的潜意识来认识世界，解剖自己、他人与社会，从而产生了“疗救”的使命感；1924年他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使他有意识地力图窥视自己的潜意识，从而陷入内心黑暗无以超越的痛苦和一定要超越的挣扎；在对个人和社会的剖析中，他对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特点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因而在力图超越个人精神危机的同时，他决心不遗余力地为探索民族新生之路而奋战到底，这种使命意识和批判意识就是“鲁迅风骨”、“鲁迅精神”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不幸的家庭经历孕育了艺术家极度敏感的生存与死亡的体验，也驱使他沉湎于生与死的艺术意境，从而绽放出夺目璀璨的美学奇葩。家庭是感性个体得以理解人生和社会的最初和最敏感的对象，也是“创伤性经验”重要来源之一，家庭经历对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和艺术创作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证使我们领略到：体验过家庭的疾病与死亡的艺术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精神所渴望的主题。 
在鲁迅晚年，病魔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他。1924年3月1日鲁迅前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1934年8月9日发烧，自觉“胁痛颇烈”，肺病相当严重了。1936 年5月31日史沫特莱请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来作诊断，诊断结果是认为鲁迅的病症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相对鲁迅先生来说，海明威的家庭经历较为简单和幸福快乐得多。他出生于1899年7月21日，他的童年没有什么创伤，父亲和母亲教会他许多的东西，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中学时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文学天赋，常常发表文章。但是海明威却遗传了父氏的躁郁。他在小的时候离家出走，传说也是其家庭气氛紧张造成的。
海明威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十分抑郁，经多次医疗无效，身心备受折磨。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充满了紧张与压力，他的内心经受着剧烈痛苦而复杂纷呈的变化。他企图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摆脱与逃避沮丧与焦虑的情绪，如不停歇地旅行冒险，寻求女人与烈酒的刺激，他像只被凶恶老雕穷追不舍的猎物，被追得走投无路、无处躲匿。他在身体上企求生存，而在心理上却渴望死亡。荣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其主人公桑提亚哥在海上与鲨鱼搏斗的经历与内心活动诠释了这一矛盾的心态。尽管老人失败了，但“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老人的内心独白，简直是海明威一生的写照。作家诺曼·迈勒在文章中曾入木三分地剖析道：“海明威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之真正的根源是他的一生都在跟恐惧和自杀的念头作斗争。他的内心世界犹如一场噩梦。他的夜晚是在同死神的搏斗中度过的。”在1961年7月2日，他终于用子弹结束了顽强拼搏的一生。

778论文在线 www.qiqi8.com/２、社会经历。
如果说家庭经历给艺术创造主体最初的生与死的体验和意识，那么，社会经历则进一步丰富和加深这种体验和意识，为艺术创造提供了更深厚的矿藏和更广泛的契机。如果我们稍稍比较这两种经历所带给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感受，就会发现某种差异性。如果说前者经历一般赋予艺术家有关死亡的感性经验，偏重于直观的印象和情感的近距离投入，较少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没有沉重的理性逻辑的分析，缺乏形而上的哲学思索，那么后者的经历则往往提供艺术家有关死亡的理性知觉，偏重于理性的逻辑分析和冷静的适度距离的旁观，有关社会历史的种种观念便与死亡现象产生密切的联系，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也往往置身其中。这两种经历对艺术创作而言，均产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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