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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信仰的危机与重建
发布时间： 2003-5-28 作者：陈晏清 荆学民
信仰及其文化内涵
信仰虽然是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但信仰本身却并不是精神冥想的产物。信仰说到底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在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化，它具有着丰厚的社会文化内涵。
第一，信仰蕴含并展示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信仰是隶属于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人类精神世界的产生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为基础的。人的自我意识虽然以个体人的存在为载体，但它的本质是类的，是群体的。这种类性和群体性表征着人的本体生成中其精神世界的社会性本质，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性。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这说明，蕴含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和群体意识是人类自我社会文化生命的肯定和维系。而且，在人的整个的生命历程中，这种肯定和维系成为一种最根本的精神渴求。这种渴求超越着人类的个体存在形式，在人类的活动中逐渐积淀为一种富有生命底色意识的内在精神模式，它为人类的全部行为实践确定动机和目的，并制约着同类之中个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在人类的全部行为实践中已成为一种根基性的信念，我们看到这种信念作为一种超越每个个体的统摄性的精神共有，正是人的信仰。是人的信仰承载着人的本质中的最重要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性，而个人与? 缁峁叵狄簿荽顺晌叛鲎罡镜哪谠獭８挥腥死嗑裆旧母鋈擞肷缁岬墓叵翟炀妥湃死嗟淖罡镜男叛觯垂矗死嗟母髦中问降男叛觯执幼罡旧媳碚骱捅硎咀湃说谋局手械母鋈擞肷缁峁叵档脑诵杏敕⒄埂?nbsp;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是一个不断地运作发展、不断地走向科学形态的历史过程。这就意味着由此而获得本体根据的信仰也是生生不息、不断地升华发展的。因此，对信仰蕴含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还必须具有历史的辩证的眼光。人类自身生成至今，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个人与社会关系演化至今，其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既展现了这种文化历史变迁对信仰内容的丰富和拓展，又展示了丰富和拓展后的信仰对这种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制导作用。
第二，信仰蕴含并展示着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信仰并不是一种纯然性的精神冥思，信仰说到底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内化。现实性是它首先具备的本质品格。但是，信仰区别于其它许多同样具有现实品格的精神现象的特质又在于，信仰是从终极价值取向即终极关切上制导人类精神世界和行为实践的精神机制。也就是说，它又是一种理想感召机制。由此可见，在信仰中，蕴含着现实与理想关系是其另一个基本的文化内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运作机理上稍加分析。
从运作机理上看，信仰是以动机的形式外化并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实践的。而动机则是在一定的现实根据的基础上特定行为的理想目标的实现动力。也就是说，动机潜在地受着现实与理想两大方面的制导。一方面，动机受着现实关系的制约。这种现实关系是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则隐藏在人与人的关系后面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任何一个身处于特定现实关系中的个体，他的任何行为的现实性，取决于他对现实关系的肯定和理解的程度。这些外部的现实制约因素虽然是一种人类自身活动的创造结果，但对一个行为个体说来，却是一种既定的现实关系。这种现实关系对人的行为制约，其实质是要求个体肯定和服从人类自己创造的现实关系，要求人们按一定的思维方式和原则规范自身的行为实践，就是说，在一定的信仰支配下从事自己的实践。这种信仰便不是一种先天的神的规诺，而是人所处的现实关系和现实环境的升华和外化。在人的行为实践中，这种信仰的现实性的实现表现出信仰行为对现实存在的肯定和适应。这是信仰的实际支配功能的最基本的一面。另一方面，人不同于动物。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的任何行为实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活动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新的价值的活动。这种新的价值的创造也不是一种随机性的自然本能，而是伴随着特定的精神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的鲜明的特点在于，在活动的源头就受着特定的理想目的和自觉的世界观的支配和导引。这典型地说明着作为支配人类行为实践之动机的信仰在现实性基础上的理想超越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信仰赋予着人类行为实践超越既有现实的理想品格。更为深刻的是，信仰作为一种在终极价值取向上牵导着价值创造源头的精神机制，它意味着信仰的超越现实的理想性，不但是对人类价值创造物的肯定和自觉，而且直指创造源头，是一种对人类整个价值创造过程的肯定和自觉。这种肯定和自觉实质上是对人的创造能力、人类尊严和责任的肯定和自觉。个体创造活动是这样，整个人类的创造活动更是如此。这说明“人类信仰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主体力图自觉地对现实关系的积极的创造性克服，它不仅是适应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不仅趋利避害有效有用，而且是合法合理尽善尽美。”（注：顾伟康：《信仰探幽》，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信仰据此才是人所之特有，人据此才和动物分道扬镳。
正像信仰中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不断地升华过程而走向科学形态一样，信仰中所蕴含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也同样有一个不断地走向科学形态的历史过程。
从人类文明的历程上看，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民族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并不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正确地处理好了现实与理想关系，也就是说，信仰对人类行为的牵导，既使人类把一些美好的理想转化成了现实，也使人类的一些美好的理想化作泡影；既使人类一些现实朝着特定的美好理想转化，也使人类一些现实扭曲朝着违背人类意愿的方向背离。打开人类信仰历史，正是一部现实与理想冲突与统一的历史。从特定的角度看，这也正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总之，在信仰中，信仰的理想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表现为人类理性与现实关系对动机的制约的一致，信仰的现实性决定了人们必须理解和肯定自身的现实关系，信仰的理想超越性则要求人们必须在肯定现实关系的同时否定现实。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信仰问题。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伟大的诗人歌德曾对信仰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不管这不信仰是什么形式），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因为没有人操心去取得一种对不信仰的东西的知识”（注：歌德：《东西集·注释》，转引自《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歌德的话深刻地表明，信仰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的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信仰并不是一种僵死的精神现象，信仰要运作、发展和展示的它巨大的社会功能，信仰危机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都必然地伴随着性质不同、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对于危机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有人理解危机为潜伏的祸机，有人理解危机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也有人理解危机为濒临绝境。我们理解危机为某一特定的事物（小至一个信念，大至一个国家、民族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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