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信仰的怀疑。这种对新信仰的怀疑一旦和对旧信仰的眷恋发生奇异的结合，则很可能使我们几十年的现代化出现文化上的剧烈反弹，使我们在文化的建设上出现倒退式的历史复归。所以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转型期我们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的主导方面当然还是在全面确立市场经济以后所产生的思想上全面的不适应性。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不适应性决不能仅仅理解为象人们所热衷议论的诸如道德失范、价值多元、秩序紊乱等经验现象的无所适从。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再像过去的信仰危机只是停留在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层面上，而是透过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甚至透过思想文化选择的层面深入到了“为人之本”的深度。一旦达到这种深度，信仰危机便必然地和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和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等重大而玄远的思想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伴随着中国在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当年“五四”运动文化主题在新的条件下延续。当年文化大论战的景象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现代氛围中重现。惊奇的人们看到了奇特的景观：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中物质功利的急流奔涌，一方面是“新儒家”、“国学派”的粉墨登场；一方面是人的功名利禄的贪欲，一方面是人的“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的信仰祈盼。文化的雅与俗，人的功利与信仰出现了奇妙的结合。这种现象提示我们，现在所临的信仰危机虽然不是旧的信仰危机的单线演进，但毕竟和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信仰危机有着某种历史逻辑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和一致性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的历史深度。从广度上，中国转型期所面临的信仰危机毕竟是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相联系的，它毕竟发生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之上。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和现代世界的各种危机有着共同性。弗洛姆曾对中世纪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作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比较。他指出，相对于近代文明，中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缺乏个人自由”。但缺乏自由的个人并不感到孤独。



　　这不仅因为宗教信仰给人们提供了维系情感、实现精神聚合的超验纽带，而且也因为，自然经济结构和种族、民族、家族、社团等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给人们提供了确定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有机而稳固的社会母体。这种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会母体当然也对人构成了束缚。唯其如此，资本主义瓦解僵死的封建结构，造成个人的自主独立的积极的社会流动，才被看成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进步。但问题在于，“个人解脱了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他通过新的制度中积极和独立地发挥作用，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同时，他所摆脱的这些纽带正是过去给予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那些纽带，人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里”（注：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因此，自由意味着孤独，独立意味着疏离，市场竞争给每一个人以成功的希望，也给每一个人强加了被淹死的威胁。生活不再有一个稳定的根基，个人孤零地面对苍茫的世界，无依无靠。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不正是这种感受和体验吗？这说明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的同一时空性，一些后现代或后工业的文化信仰危机也同时渗透进来，使得中国转型期的信仰危机更加复杂，重建信仰也更为艰巨，它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清醒。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重建（一）信仰重建的文化坐标通过以上对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分析说明，这种危机是一种综合型的三重危机。其一是封建社会几千年传统信仰的危机；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危机；其三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信仰的危机。现在，我们提出重建信仰，那么，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重建信仰？重建什么样的信仰？这是必须进一步作出回答的。



　　首先必须确立重建信仰的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我们承认，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确实具有重要的相对独立的作用，尤其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这一点更为明显。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一条不可更改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信仰是隶属于文化范畴的，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就经济和文化作用的关系而言，经济因素本质上是一种自变性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因，它在社会生活中这一地位始终是不能改变的。而文化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它变性的因素，它提供一种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其功能主要是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它并不直接地更不单独地对经济发挥作用，它在这方面的作用始终限定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国际环境中。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颠倒过来，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因此，要确立重建信仰的文化坐标，首先需要认清的是中国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水平，认准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纳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目前究竟处于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界的认识并不是十分一致的。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时期。但是，这一转型时期的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却十分地复杂，复杂的原因在于中国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展国家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业已高度发达甚至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才开始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造成了极其特殊的历史定位，它使原本以历史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社会那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



　　在这种特殊历史时空中，文化也必然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甚至混乱的局面。



　　那种以人与自然的自在的和原始的合二为一为内涵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那种以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及以消解自我和压平价值重建人与自然的人为合一为内涵的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信仰危机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关系的断裂以它的现代形式展示在中国民众的面前。



　　在这时代文化和信仰的困惑面前，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侵袭和影响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由于西方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业已带来的明显弊端，由于在几十年的实践历程中我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上的失误，一些敏感的心灵企图回归历史，重新以农业文明的精神来重构中国社会，即重建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儒家信仰以有助于调整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期望传统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际原则能有助于克服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以及诸如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等异化现象。这就是一度炒得火热的“新儒家”或“国学”热。应该说，这种理论的热兴也不是一种赁空的想象，它的经济根据便是东亚几国的所谓的“靠儒家文化的腾飞”。关于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起飞，笔者在此限于篇幅，不多赘述。



　　但我们认为，如果说某些儒家文化因素在今天的经济增长中能发挥正面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儒家文化作为整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韦伯的基本论点是不能否定的。因此，不需要重建传统的儒家信仰并不是一种情感式的宣言，而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慎重的理论结论。



　　其实，前面已经指出，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目前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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