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第二章 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的重大成就
第一节 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及相关理论问题
一、历史分期对推进现代史学发展的特殊意义
历史分期是人们从总体上认识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点的重要手段。它起源很早，先秦时代即有上古、中古、下古这种“三古”阶段的划分。《韩非子·五蠧》也有“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之说。但古人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往往是以某种外在的文化特征作为标准，或者是用循环论来解释历史阶段的嬗递。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人们的历史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有了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懂得从经济基础把握社会的特征，懂得从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我们说的古史分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区分它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发展规律。因此，古史分期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杠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已经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它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剖析中国社会历史的序幕，也是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序幕。这一阶段的古史分期讨论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讨论直接与当时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连，参加讨论的除了历史学者外，还有党的理论工作者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二是讨论的焦点，是与现实关系最密切的秦以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三是参加论战的人虽然形形色色，但是他们都采用唯物史观的话语系统。

第二阶段是从抗战到“十七年”，是古史分期讨论走向高潮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政治状况发生很大变化，但古史分期讨论却有其共同特点：讨论已经不像前一阶段直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参加讨论的主要是历史学者。抗日战争时期，讨论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内进行，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居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成了学界的指导思想，更多的历史学者被吸引到这一讨论中来，讨论逐渐集中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来，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新论迭出，古史分期讨论迎来它最辉煌的高潮。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学术界思想更加活跃，纠正了前一时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对古史分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继续进行探讨，又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掀起了一个古史分期讨论的新高潮。但在这以后，讨论趋于冷寂。由于讨论长期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在批评以前的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对原来的某些“定论”提出质疑，首先被提出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奴隶社会是否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继之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否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以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的理论，从而使古史分期讨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

二、中国社会史论战：以马克思主义剖析中国社会历史的序幕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缘起和概貌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必然结果，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的迫切要求。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陷于空前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民族危难又一次迫临古老的中国，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最富革命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越发显示出其真理的力量和光彩。因此，革命低潮的形势也没有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的势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和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概念，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重新认识历史。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

1927年，原来形势一片大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叛变而告失败，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中国革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过去的认识究竟对不对，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这是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又不能不研究中国社会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不能不对以往的历史进行总的清算。何干之1937年回顾这二三十年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时写道：“为了彻底认清目前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逼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这一场论争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未来的要求。” [4]

中国社会史论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是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延续。

这次论战有三大问题，一是战国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二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定位？三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

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牵动着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参加论战的人员比较复杂。多数参加者并非（或者原来并非）职业的历史学家，而且史学界的“正统派”对论战往往是冷淡的。从政治态度说，有以“新思潮派”[5]为主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有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以陶希圣、梅思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生命派”[6]，有从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托派分子[7]，有以“自由”马克思主义者面目出现的人物（如胡秋原），等等。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

社会史论战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27—1931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史论战在很大程度上附属于社会性质论战，已出现一些不同观点的有关社会史的文章和著作，但基本上是各说各的；1931—1933年为第二阶段，各派纷纷登场，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展开激烈的争辩，是社会史论战最为热烈的时期；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以后为第三阶段，剑拔弩张的争论已告一段落，人们转而从事资料收集和比较深入的研究，同时继续着有关问题的讨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标志着社会史论战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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