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反对西方中心霸权，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在新保守主义那里尤为明显。再就是，认为后现代与后殖民是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应该拒之门外而祭起民族主义或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大旗。在我看来，如果不弄清楚后殖民主义的前提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简单地将之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则可能会出现一种过时的冷战意识，这样的后殖民研究恰好是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继续，甚至是新殖民文化研究，而并非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我认为，从当代中国语境看后现代策略与后殖民问题，可以超越文本层面的无休止争论，而直面问题本身。在“后学时代”，疑问无处不在而且难以消除，我们在民族主义现象背后往往会触及到更多的问题，诸如：后殖民后现代是否真正能够给中国提供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新支撑点或新价值选择？用后现代性去反现代性，是否可以使中国获得一种超越西方权力模式的正当形象？挪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中断、颠覆、转型、反中心与反权力的解放性话语，在文化多元主义中消解文化身份的焦虑并获得国际性地位? 欠窨赡埽?/P>



    而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以为，不仅要研究后现代由何而来，是否在中国产生了各种的变异和变形，而面对这种变异和变形及话语权力的争斗，应该用怎样的清明的理性进行反省，正确解决它与传统、现代和多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否则可能将一种学问、一种沉重的思想还原成一种时髦的游戏，或对当下时尚的撷取。我感到，在历史不再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后现代中，人们的精神指向和价值热情也将在后现代秩序中变得冷漠。面对这种冷漠，当代后学研究必得关注中国社会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问题，透视个体伦理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内在紧张和个体身位与超个体身位的断裂。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象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社会意识形态图绘也没有在“后”时代“终结”。后现代在现代的废墟上并没有承诺价值新生，只有神学家们在以科学之名重建“后现代神学”。这使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已经超出“个体身位”的安顿层面，而深达人类信仰的超个体身位层面。对这一新的整体性问题解决，需要更大的学术知识构架的支撑。



（三）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思想。



    通观中国学者的著作，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大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迄今未达成共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当代学界已经走出了一元文化模式，而进入多元文化氛围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学”自审意识的缺乏，思潮的交互出现成为时尚景观，“追新逐后”成为时代风向标。这意味着，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场在意义世界和认知地图上出现了新的“战国”状态，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成为主流声音，没有任何一个流派能够主宰局面，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能够成为当代话语的中心模式。



    后学思想对现代性思想前提的审理，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



    当代知识分子中研究“后学”的群体，面对着充满焦迫的当代思想文化问题，在研究中使自己走向了边缘性，具有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意识和个体批判品格精神，拒斥与任何权力话语包括商品权力话语的共谋关系，拒绝一切为世俗欲望张本的话语，进而审理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同时进行自身话语清理，既反本质主义，又反非理性主义，既杜绝绝对形而上诉求，也要杜绝膨胀的形而下欲望。尽管这一研究还有诸多问题，甚至不被另一些学者理解，但通过学者们对问题努力清理，使第三世界文化问题，在多元权力的世界局势和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紧张中，逐渐为当代世界所关注，使新世纪中国形象的设定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成为每一个人的事。







三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后现代主义同后殖民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一种新的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文化对话”成为当代学界的核心问题，于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研究问题，成为当代思想史反思的切入点。进入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时期，阶级、国家、民族、性别、文化资本、跨国资本、话语霸权、权力运作等概念和批评方法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当代话语。



    在现代化“发展”“进步”的强光眩惑下，20世纪西方思想标划出了这样一种明显的发展轨迹：从所谓的主客体的哲学，转向了多维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研究，由单一理性、意志、真理、思想，转向了解构、话语、文化，甚至是国家社会、文化身份、民族差异等。意义不再是与纯粹客观对象的重合而产生的“客观意义”，而是人的主体性意义以及主体意义的“踪迹”。文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精神信仰的表征，而成为人类对冷漠、疾病、疯狂、现代性陷阱的反省。理性并非万能的，而理性所显的冰山一角下面的整个无意识的非理性，同样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意识权力的元话语地位遭到质疑，其合法性叙事也同样受到追问。在知识与权力、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建构体系与消解体系、走向真理与价值消平中，人们发现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已是四面楚歌。人失去了全面确定的自我，而从乐观的理想主义走向了悲观的玩世主义。20世纪对现代性思想的反省，是语言转向中的失语的自我清理，是历史与当下的坐标失范以后的重新整合。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思维论也从现代性的一元走向后现代的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经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传承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文明冲突；在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在意识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形成了多维多角的文化交往模式。



    处在跨国文化语境的中国接受光谱上，后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一种争议很大的当代话语方式。但是，人们已不像80年代那样简单地谈论在所谓“前现代”的中国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而是进一步探讨应该怎样面对和分析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因为中国当代先锋话语确乎具有了某些明显的后现代式特征。这种先锋性批评语言，拒绝意识权力话语，而力求保持“平面化”和“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任何价值建构倾向和精神净化的诗意诉求，而在日常语言中获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在反抗权力话语的束缚的同时，又力求保持自己的观念和方法的前卫性，在一味标举欲望话语的同时，又试图同大众时代流行的“伪艺术”保持某种距离。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本的游戏与价值的消解问题。无论是后现代式的诗歌、小说、还是评论的文本，都能感到明显的语言游戏成分。在这种文本的游戏中，那些无价值的价值和有价值的价值统统遭到放逐。人们在精神的平面上，仅仅获得文本的快乐。写作成为排除意义和为了自己消逝而涂抹的踪迹，写作的完整性仅仅是由文本的碎片所构成，文本的意义并不能指出作者消逝的痕迹，而只能标划出他曾经在场的可能性。同样，后现代传媒也问题不少。大众传媒只有当其具有最时髦的形式和最粗陋的内容，最微妙的欲望和最离奇的叙事，才可能使一些羸弱的、在神经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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