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精神和踪迹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二，强调“后现代在中国”的研究，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知识阶层在思想话语交锋中对后现代在中国的特殊症候加以审理，并共时性地遭遇到以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等等。三，注重“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状态中的现实问题研究。主要问题有：后主义问题与启蒙话语，全球化与中国政治经济法制问题，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大陆学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



    同样，港台与海外华人后学研究中的成果与问题，不容忽视。香港后学研究具有学术功力上的整体性，学者们大多能在学术范围内深入检讨后学话语，并触及到香港自身诸多后现代后殖民的思想问题，诸如：香港后殖民理论与现实境况分析，后殖民城市与香港文化的地位与前途，全球化世界秩序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后东方主义与殖民文化问题，后殖民话语中的性别身份，后殖民文化危机中的神学思考，文化霸权与后殖民困境。总体上看，学者们的著述具有相当的分量，不仅展开同西方学界的对话，也展开同大陆学界的对话，并深切关注香港本地发展和文化负面效应的批评。当然，尽管有些学者的论述尚存在残留的冷战意识和悲观情调，但通过学术争鸣，这些理论层面的问题会在现实实践中逐渐获得解答。



    台湾后学研究大抵局限于书斋话语，对福科、拉康、德里达等解构思想的学术圈研究较多，对社会现实文化形态影响较小。但是台湾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仍颇有深度，并得出一些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诸如：女性主义与殖民记忆问题，后现代性别与文化差异研究，殖民话语与电影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后殖民语境中的政治学问题，后现代思维与神学和史学思想，民族经验和历史记忆对当代人的心理塑造等。              



    海外话语相当复杂，主要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归属，不同的话语体制建构，不同的文本政治解读角度，致使海外汉学界的后现代后殖民反思具有斑斓的色彩：注重现代性反思与文化中国问题，强调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地图重绘，关注文化工业与后殖民问题中侨居者身份与后殖民话语，考察后现代语境中的儒家思想处境和新走向，倡导多元社会中的文化研究和走向边缘的文化批判，坚持在世界新格局中看中国文化，并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问题加以反省。



    总之，中国后学研究范围广，涉及问题多，话语领域宽泛，从而能够在第三世界理论与东方主义，传统文化在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命运，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批判，西学东渐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等课题上，有不俗的建构，并成为世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中国后学研究研究中的内在紧张。



    后现代研究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表征为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共识性破裂。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不仅西方学界看法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中国学界同样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判若霄壤。这种尖锐对立的看法，表明“后现代在中国”的语境中有着对抗、接受、过滤、变形、汰变、退隐等问题。而后现代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中国后现代”，既有西方的否定性精神素质，又具有当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创新意识；既有否定性价值的消解性后现代主义，又有重建价值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如何坚持在对中国现代性审理中，保持正确的心态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而不是人为地炒问题，可谓殊为重要。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同样如此，一些学人将后殖民看成是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重要方式，深入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神经系统；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后殖民研究回避了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和经济阶级问题，在文化传媒电影电视广告等问题上小题大做，会使问题浅化泛化。这些看法大抵因为出发点、学科观察角度和清理程序的不同所导致。如何能够在学界形成的综合性合力研究中，得出比较客观的研究成果，既需要求同存异，也需要时间。  



    其二，学术研究水平两极分化。一方面，一些直面学术前沿的学者，能够写出相当深刻的学术著作同世界一流思想家对话，并使中国思想资源在新的思想嬗变和文化过滤中，铸造自己的新形式。而另一些热衷于兴潮或跟潮的人，则在发表的为数不少的文章中表现出低水平重复多，有独到体会的研究少的特征，尤其是在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见、对整个“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策略和弊端进行清理的有开拓性的研究论著比较少见。有些人在没有进行全面深刻研究，就急于对先行者的研究工作全盘否定，如有文章在中国后现代研究的讨论中，对近二十年中国后现代研究成果一笔抹杀，但细看其全文，却提不出任何新见解，甚至对中国后现代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懒汉在后现代研究领域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追逐热门而人云亦云，或是不动脑筋地挪用搬用套用的情况不少。这样的学风颇值怀疑。另外，在后现代后殖民的学术争论中，尽管大多数学者能够以事实为依据，但是也有过分情绪化的讨论，甚至有人仍坚持话语霸权和形上学论，对问题及其危机意识未能有更深刻的体认。在我看来，对后现代思潮从本土化角度批评是容易的，反过来要肯定其思想推进意义也不难。新世纪的中国后现代研究，应该在理性的边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性内部自我思想的纷争与思维把握的不同层次上有多维多层的推进。否则，这样的低水平的重复，很难与西方的后现代论著进行高水平的哲学对话。



    其三，追逐后现代与告别后现代的时尚化。也就是说，一些学人在追逐潮流中，以时间的线性发展为尺度，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还原成为一种飞驰而来又瞬间消失的时髦或时尚。面对这种时尚，似乎后现代来临时，就应全力以赴地去占有学术阐释的优先地位，当它倏忽消失之际则应去追逐更新的话题。将后现代看成是已经过去的，而将后殖民、东方主义、后东方主义当作时髦，因而放弃现代后现代而拥抱后殖民后东方主义，以此显示“追后逐后”的超越性。这种研究态度我以为是大成问题的。另外，在研究的视野上出现了重宏观理论研究而忽视微观现实分析，重思想流派研究而忽视中西后现代异同比较问题，而且不少研究者受个体学术视野的局限——或局限于市民文学和通俗文学评论，或缺乏哲学思想体系的穿透能力，或未能将其批评置入社会理论、公正理解、民主政治、自由原理中，甚至出现后学研究庸俗化现象：或随便比较（将中国古代套入后现代），或随意对文化思潮文学流派作家写作命名，或以偏概全地谈论东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或进行以差异为独断、以共识为霸权的学术炒作。这些，皆不可取。



    其四，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误区。诸如：强调后现代与后殖民两种“后”之不同，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强调西方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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