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只能被称之为是一个宗教思想家，“宗教”一词在这里便与教内教外的辩证关系关联在一起。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祁克果，则能更全面地把握其作品的整体结构。

在祁克果的复调论述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他托名于克里马库斯的生存论的维度。他代表了祁克果思想中从哲学角度对宗教问题的关切和思索。从这种角度对宗教一般的思索和论述构成了祁克果的宗教哲学思想。祁克果将其称之为对宗教A的论述。当然，在托名于克里马库斯的作品中，在生存论的层面上除了对宗教一般所作的论述外，更集中的论述是对他所关切的那种特殊宗教---宗教B或基督教---所作的论述。从这个层面上看基督教，祁克果所关注的个人如何成为基督徒的问题就表现为：个人如何成为单个的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祁克果的思想中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限于本论文所关注的“个体问题”，本文会较多地偏重于托名作者克里马库斯的生存论维度。





第二节 祁克果托名作品的意义



祁克果与其作品的复杂关系主要体现在托名作品这个系列， 祁克果与其托名作品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历来是分歧最多的地方。

在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或此或彼》时，祁克果确实刻意地“伪装”了一番，甚至连其中不同作者的手稿都是请不同的人手抄的， 因此《或此或彼》在发表后没人能猜测出他是真正的作者，直到祁克果自己在1848 年专门为此作出说明后， 人们才知道。 在1848年发表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书后所附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明”中， 祁克果声明前几年所陆续发表的《或此或彼》、《恐惧与颤栗》、 《不安的概念》和《生活道路的诸阶段》等七本书的真正作者是他本人，但他同时声明， 这些托名作品与他“无关”，它们只是各自托名作者所要说的话， 就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说的话并不代表作者本人的看法一样。他只在法学或文学的角度对这些作品负责。 “这些东西的确是我写成的......但是，在托名著作中，没有一个词是我的...... 如果有人想要从这些书中引述某些段落的话，我希望并祈求，他能帮我个忙，不要引我的名子， 而直接去引相关的托名作者的名子”。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专门声明他是这些著作的真正作者，另一方面，又郑重宣布其中的话不是他自己的。 正是这个矛盾使人们去对他托名作品的理解带来了分歧，不过，&n bsp;也正是这个矛盾关系使得他的作品同时展现出某种迷人之处。他小心翼翼地与自己的托名作者及其作品中的人物保持着距离， 他生活中他们中间，他与他们对话，他也评判着他们。一方面他象是一位导演， 在导演着一幕又一幕活灵活现的思想剧，另一方面，他又象是一位观众、舞台监督和评论家。

每当人们在阅读祁克果的托名作品时， 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为什么要用托名发表他的著作？对此，人们通常的解释可归为“伪装说”和“角色说”。 科林斯在分析祁克果使用托名的原因或动机时，涉及到了这几个方面。 科林斯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祁克果使用托名的动机。首先，科林斯认为托名的使用是出于个人的动机， 尤其是《或此或彼》、《恐惧与颤栗》及《重复》这三部早期著作， 是祁克果以某种“伪装”的方式写给瑞金娜.奥尔森的，希望能就解除婚约的事给出一种说法， 并求得某种谅解。 如果说在早期写这几部著作时确有这个实际背景，那么，在瑞金娜出嫁后，这重因素也就微不足道了。但早期的祁克果研究者，如瓦尔特.劳瑞等，由此推广开来，想在祁克果的所有托名作品中读出他个人生活的经历。 因此对托名作品的一个自然结论就是：它们不过是祁克果个人生活的“伪装”表现。这个说法显然是片面的， 不符合祁克果个对此的说法。其次，科林斯认为托名是出于对真理的表达和交流所需。按照科林斯祁克果的生活是如此地冲突，因而形成了如此冲突的立场和观点， 以至只能使用不同的托名作者，让他们个体化为不同立场的代言人，才能表达出真理的全部， 形成有意义的交流。这就是“角色说”的基本观点，不同的托名作者只是代表了祁克果某一方面的立场，而这些“角色”的全体才是一个完整的祁克果。 如果“角色说”所指向的仍然是祁克果本人，他的冲突、部分或完整，那么在这一方面， 它就仍与“伪装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没有指向读者，而这才是祁克果本人所祈求的。就这后者而言， 科林斯所说的第三重原因或许是最为接近的，即宗教的原因。按照祁克果， 他所处的基督教世界实际上生存于幻象中，即仍以审美的方式把握基督教的意义， 在梦想与幻想中与善发生着关系，而在实际生活仍旧以习惯的方式为人处事。要想把处于这种幻象中的人们唤醒过来， 只能让不同的托名作者把不同的生存方式展现出来，才能使人们得以看见自己的处境， 这就是所谓间接交流的方法，



不，一种幻象永远不能被直接地除去， 从根本上说只能是以间接的方式。如果所有人都是基督徒不过是一个幻象，如果真要对此作点什么， 那么就只能是间接地去作，不是由那些大声声称自己是不同一般的基督徒们来作， 而是由那些众所周知不是－－甚至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来作。



从最后这个方面看来，祁克果所以使用托名作者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出于或指向读者的。他正是为了要拉开他自己与作品的距离， 同时也是他与读者的距离，为的是不想让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作者，转向作者的经历、兴趣、信念或观点， 以免让作者的观点、声望或权威影响了读者的思考，才使用了托名的方式。 按照美国学者威斯特弗（Westphal）的分析， 祁克果这种让作者本人从文本中隐去的作法，可以引出这样两个结论：首先，作者不过是他自己文本的一个读者。祁克果自己就说：“我只是作为第三者来看待这些作者的，只是作为读者来了解他们作品的含义”。 换句话说，托名性是拉开作者与其文本的一种手段，使作者的角度转化为一个阐释者， 而非其意义的创始者。祁克果在其他地方也多次说到，他的作品实际成为“我自己的造就书”， 让他因为是这些作品的读者，而使其慢慢得到成长。其次，读者是这些文本的合作者。 由于作者与文本距离的拉开，读者只能独自面对文本，独自去寻求它的意义。 这种情况由于多个托名作者的出现而被加剧了。每个托名作者都表达了一种生存的方式， 或者某种的立场与观点，这些立场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没有一个所谓“ 客观”或“中性”的结论， 这在读者心中造成了一种紧力，促使每个读者必须要靠自己去寻求某种解决。

这种托名性方法与通常所谓“客观性”方法比较起来，虽然都象是和文本拉开距离，消解作者本人的影响，但两种方法相比却有根本的区别。后者在叙述上尽管使用了无人称的方式，却处处给出确定的结论；反之，前者在叙述上采用了人称的方式，但却避免给出直接的结论。如果说后者中作者所经受的不安是笛卡尔式的焦虑， 即生怕其结论不具有确定性，那么祁克果使用托名则是出于如下的不安：“恐惧与颤栗， 唯恐给他人造成伤害”。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后者关注论述本身的确定性更甚于关注具体的读者，或者就是关注也只是某种读者群的话，那么对前者而言，尽管是以间接的方法，它最终关注的则是具体个人。

实际上，祁克果使用托名性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与其全部著作的主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这个问题在托名作品中表现为如下的问题：人如何成为一个单个的人？为达到这个目的，这里的出发点只能是间接的、助产性的， 这一点与苏格拉底有相似的地方。在祁克果看来， 双系列的作品所构成的辩证运动最终的目的是：“这种运动是要以助产的方式松动‘众人’， 为的是能够抓住宗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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