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要说， ‘这是最荒谬不过的方案，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你是最荒谬不过的方案迷......’”。 丹麦学者麦兰楚克指出，这是克里马库斯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在作出结论之际， 他总会“撤回他的作品”。在《哲学片断》最后得出结论的时候， 克里马库斯就是这样撤去了他的梯子：



众所周知，基督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永恒意识起点的唯一历史现象， 也应当是每个人不单从历史方面去感兴趣的唯一历史现象......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说， 我应当忘记这一点，并且应当适用一个假设的随意判断， 我已假定这一切都是我本人的怪异想法......。



这种对“方案”之想象性的强调，在读者与他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其次，在这种“心理实验”方法中我们会遇到一种幽默和调侃的语调。 在克里马库斯的作品中，人们会时时感受到这种调侃，这一点我们从上面就已经看到。当然， 这种调侃的语调并不表明他对其作品的不严肃态度，实际上， 当我们能够放下或克服第一印象的影响时，我们会从这种调侃中看出其中所蕴藏的至为深切的热诚， 正所谓肯定乃是在否定中。从这种间接交流的意义上，这也是与读者拉开距离的一种方法。总之， 借着具有上述两种特点的“心理实验”方法所拉开的距离， 读者无法判断作者自己的信念或确切立场，或某些读者所习惯的那样，找到作者自己想要人们去接受的观点， 这些在克里马库斯这里都是徒劳的，而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 每个人只能自己从文本中去作出判断，并且在作到这一点时，读者还必须克服这种调侃语气所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冒犯， 此真正达到将某种观点据为己有，并因此对其负责。

与克里马库斯相对应的托名作者是安提－克里马库斯（Anti-Climacus），他是十分重要的《致死的疾病》和《基督教中的实践》这两部书的托名作者。据祁克果的说明， 这里Anti-不是“反”或“对立”的意思，而是作为Ante-指“之前”或“之上”的意思， 就是说安提－克里马库斯已经走在了克里马库斯“之前”， 在生存或信仰上已经处于后者“之上”，而成为克里马库斯所向往的基督徒。

安提－克里马库斯是祁克果于1848 年完成《致死的疾病》后启用的一个作者名子。他与克里马库斯之间最大的



区别就是：当克里马库斯把自己置于如此低的程度， 以至他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人们在安提－克里马库斯这里则能够察觉到， 他把自己看作是在异常高水平上的基督徒。



这样，如果说克里马库斯所站的是教外的立场，那么，安提－克里马库斯则是站在基督教内的立场，或者说是一个基督徒的立场，而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立场。祁克果之所以采用这个教内的立场，说明在相关于“个体人的问题”上，他已经意识到教外立场的局限。对于这种局限，祁克果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当对理想的要求以一种极限的方式呈现出来时， 人就要极其注意不要把它们与自己混淆起来，仿佛他自己就是那理想的化身。尽管可以用声明来避免这一点 ， 但唯一可靠的方法还是双重化 （redoubling）。” 即引入新的、确实是高于克里马库斯甚至是祁克果自己的立场。从较低的托名作者的立场， 他只能使自己的论述指向基督教信仰，将其当作一种理想，要时时将其与自己实际的状况区别开来； 而站在较高的安提－克里马库斯的立场，他可以直接从这种信仰立场出发。

由这种主要的区别，导致了这两个托名作者在其作品中的其他一些区别。 如果说克里马库斯的方法主要是以间接交流为特点，那么， 安提－克里马库斯的方法则主要以直接交流为特点。具体说来，他们之间的区别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 即与克里马库斯的“心理实验”方法的特点相对应。首先，克里马库斯在得出结论之际， 总会要“撤去他的梯子”，而安提－克里马库斯则相反，他本身就是从确定的信仰立场出发， 不但不避免得出确定的结论，相反会坚持其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持的立场。换句说， 他已经作出了向基督信仰的决定性跳跃；而克里马库斯在这种跳跃面前总是缩回。 这个区别决定了安提－克里马库斯可以直接使用基督信仰的语言， 如在《致死的疾病》中对罪的论述：“罪就是：在上帝面前。” 而在克里马库斯的作品中，上帝或基督常用Paradox所代替，其他概念也基本上是存在论层面上的。其次，相应于克里马库斯作品中调侃的语调，安提－克里马库斯作品的基调则具有造就的色彩。 在以他的名子出版的《致死的疾病》一书的前言中，明显表现出此书是一位基督徒学者所写的， 因为它同时要求学术性和造就性。类似于苏格拉底把哲学家理解为灵魂的医生， ;安提－克里马库斯则写到：“基督徒所必须做的每件事中都有这样一种特性，它类似于医生在病床前的说话方式。” 这就是安提-克里马库斯给自己指定的方式，一方面要有科学家那样的知识能够判断；但同时也要作一个能够提供帮助的医治者。不仅会给人分析问题，同时能帮人解决问题。

因此，就祁克果的全部作品而言，按照祁克果自己的划分， 可以更具体地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较低托名作者的作品，如克里马库斯的作品；较高托名作者的作品， 如安提－克里马库斯的作品；而祁克果自己的署名作品， 多篇《造就讲章》则在这两个层次之间。 本论文由于主要集中于祁克果的托名著作，因此，会主要涉及到前两个层次或维度。而相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个体人的问题”而言， 这两个维度也确实构成了一对相当特殊的辩证关系。如麦兰楚克所指出的，他们两人对于人成为个体的人而言， 都是不可缺少或者互补的，象是“供航行者前行定位的一个双星座”。









第二章 祁克果对黑格尔哲学方法的批评





祁克果的思想与黑格尔的哲学有极为紧密的关系。事实上， 祁克果在哲学方面的思索基本上是以黑格尔思辩哲学为其对话的对象和思想的语境， 这一点在祁克果早期的著作中尤其明显。例如，他的硕士论文《反讽的概念》就带有浓厚的黑格尔主义色彩， 以至其英译本的导言称它为“半黑格尔主义”的。然而， 尽管祁克果自己的哲学探索借助了不少黑格尔主义的观念， 这种对话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把黑格尔哲学放在对立面上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关系。本章主要围绕所讨论的“个体人问题”， 来回顾祁克果对黑格尔思辩哲学批评的要点，以衬托出祁克果自己思想的出发点，以及他所用范畴的基本语境。





第一节 祁克果与黑格尔在思想上的关联



就时间上来说，祁克果与黑格尔几乎是同时代的人。 祁克果的青年时期基本上是黑格尔思想的鼎盛期。他于1830年入哥本哈根大学求学的那年，正是黑格尔去世的前一年。在他随后的十年大学生活里，黑格尔主义尽管在德国它已经开始发生分裂， 但在丹麦大学的知识分子中还占据着的统治的地位，被看作是时代思想的集大成。 祁克果开始是通过丹麦的黑格尔主义者了解到黑格尔的思想。 当时在丹麦颇具影响的黑格尔主义者有马坦森（H.L.Martensen），他是祁克果在哥本哈根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后于1854年明斯特主教（J.P.Mynster）去世后成为丹麦主教。祁克果1934年开始选修他所讲授的思辩神学课程。马坦森基本上同意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尽管他认为启示对于认识上帝是必要的条件，试图以此来弥补黑格尔所表现出的对理性不受限制的使用， 但他仍保持了把黑格尔的思辩哲学当作神学向科学发展的基础这样一种基本倾向。祁克果在1837 年就已经形成或确立了对这种思辩神学的批评立场。 他在马坦森所传授的黑格尔思辩神学中看不到启示所哲学的平衡。在那一年的一则日记中，他批评道：



每一个基督教的概念都在一团迷雾中被挥发掉了，以至它不再能被辩认。对于信仰、道成肉身、传统、默示这些在基督教领域中被与特写历史事实相关联的概念，哲学家却给予了完全不同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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